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
以为当时名之不正皆自上始，故“反正”亦须自上开始。《论语》有云：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三次请教孔子，说明他是很看重这位老先生的；而孔子的回答都带有对季氏的不满和讽刺，从客观上讲反映孔子“反正”要从上开始的观点。
在中国上古时代，春秋两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又称《鲁春秋》，后世称《不修春秋》。对于《春秋》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作。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还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使乱臣贼子惧。”当时能使乱臣贼子惧的不仅只有鲁国的《春秋》，春秋时晋国和齐国的太史之史笔也有同样的效果。《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晋灵公。(晋国)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盾是赵衰随重耳逃亡狄国时与狄女叔隗所生，公元前621年春，赵盾执掌晋国国事。晋襄公去世后，赵盾立夷皋为国君(晋灵公)。夷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不行君道，荒淫无度，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逃避弹丸的样子。一次因为熊掌没有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拿去扔掉。赵盾多次劝谏，夷皋非常反感，暗中派刺客锄麑(麑，音倪)刺杀赵盾。而锄麑却感叹赵盾忠君爱民，自己一头撞树而死。夷皋又设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士兵，打算趁机杀死他。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得知此事，赶紧跑到宫殿，扶着赵盾退下。夷皋又唆使一条狗来咬赵盾，提弥明把狗杀死，可提弥明后来被士兵所杀。前607年赵穿(晋襄公的女婿，赵盾的堂弟)在桃园将灵公杀死，后面赵盾派赵穿往周迎公子黑臀，是为晋成公。赵穿为人狂妄，董狐之意可能是怀疑赵穿是受到赵盾的指示行事，所以董狐认为赵盾“弑君”。灵公是昏君，赵盾是忠臣，忠臣杀昏君，无论出于任何理由，也是“弑君”。孔子赞扬董狐，也意味着同意对赵盾的看法。由此一来，后面各朝的忠臣们无论国君过么昏庸，都鲜有弑君之举了，担心身后被史官们如同董狐给自己记上一笔。如南宋的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看来古人比较看重身后之名，并不是简单地“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由上可见，孔子之前亦有他国史官们所作的“使得乱臣贼子惧”的文档，并不是孔子所开创也。孟子说：“晋之《乘》，楚国之《梼杌》(梼，音桃；杌，音吾；梼杌，古之恶兽)，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言即，孔子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所以我倾向于《春秋》乃鲁国史官们所作，后来经过孔子的删减而形成的文献。
提到赵盾，就补充一些“赵氏孤儿”的相关内容。我们所耳熟文献的传统剧目《赵氏孤儿》是《史记》版本，在此不赘述。而历史学家们认为更接近事实的是《左传》版本。赵盾儿子赵朔的妻子叫庄姬，她和赵朔的叔叔赵婴齐私通，后被发现，赵婴齐被赵同，赵括驱逐到了齐国。庄姬因为此事耿耿于怀，于是连同晋国权臣栾氏和郤氏诬陷赵同，赵括谋反并杀死两人。赵朔和庄姬的儿子赵武承袭了赵氏家族。
《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齐景公是春秋时期齐国执行最长的一位君主，在位五十八年。景公能纳谏，而且有名臣晏婴辅佐，所以执政时期齐国较为稳定。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为三桓击败并被赶出鲁国，后流亡到齐国。孔子此时35岁，便离开鲁国来到齐国。此时齐国虽然较为安定，但是田氏家族的第七任首领田乞(古时陈和田的读音相同，所以又称陈乞，田僖子，陈僖子)是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到处收买民心。据传田氏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的时候用大斗，所以百姓深感其恩。晏婴曾经多次向齐景公进谏要防范田氏，而景公却不干涉。后来晏婴出使晋国时，暗地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
既然齐景公是个能纳谏的人，为什么对晏婴多次的谏言置之不理呢？我觉得这也可能和晏婴有关。据说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名字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晏婴因为三个勇士对他无礼，所以向齐景公进“谗言”剪除之，于是准备了两个桃子给这三个人吃，结果三人相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功劳最大，最后三个勇士全部惭愧自杀，这是“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另外如之前提到的晏婴对齐景公宠臣梁据父的讽刺以及葬礼的反对，可能都会让景公觉得晏婴恃才傲物，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而且有些事情明显是晏婴带有私欲和个人喜好所为的。所以有些意见不采纳，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的齐国乃周朝姜太公之后，以姜为姓，以吕为氏，称为“姜齐”。到了第十五代君主齐桓公时，齐国成为中原霸主，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此时，陈国的宣公杀死太子御寇，公子完与御寇一向友好，由于担心受到牵连，于是逃离陈国到齐国。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愿意接受工正(工正，掌管百工及手工业的官员)之职。公子完到齐国后即以田为氏，是齐国田氏的祖先。前面提到的田僖子就是公子完的后人。前490年，齐景公病死，年少的公子荼即位，一年后，田僖子联合鲍牧等大夫逼退并暗杀公子荼，后拥立其异母兄弟公子阳生为齐悼公。田僖子被任命为齐国的宰相，田氏势力更加稳固发展。齐悼公只当了四年的国君，在位最后一年时，被田成子田常(田乞之子)设计毒杀。悼公的儿子姜壬即位，称齐简公。齐简公任用田恒和阚止(阚，音看)为左右相，而简公比较宠爱阚止，于是田恒怀恨在心。后来阚止在简公的支持下，准备驱逐田氏。此等机密却被阚止的家仆陈豹告密于田恒。于是田恒先发制人，杀死简公和阚止，立简公弟弟骜为齐平公，自任太宰。孔子对此时非常愤怒，要求鲁哀公和季氏出兵。看来，我之前的文章中对孔子是误会了：以前认为陈国是小国，其实说的是陈国之后田氏之乱。老夫子当时此举，着实让我钦佩。
姜齐传至齐康公时，田氏田和自立为齐君(齐太公)，将康公放逐于海岛。五年后，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得到周室的承认。至此，开始了“田齐”时代，“姜齐”就消亡了。《四书集注》中写道：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杨氏(杨时)曰: 君之所以万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盖悦而不绎者，齐之所以卒于乱也。“悦而不绎”，无论为人处世，我们都得好好反思。
孔子认为当时因名不正而乱
，故欲以正名救时之弊也。《论语.子路》有云:“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奚，疑问词，相当乎胡，何)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四书集注》注迂为远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务也。)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责备子路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无所苟而已矣。”杨氏曰：“名不当其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范氏曰：“事有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程子曰：“名实相须，一事苟，则其余皆苟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四书集注》中的杨氏，范氏和程子。程子是二程中的弟弟程颐，他和兄长师从周敦颐，创见了洛学派(因为长期在洛阳讲学)；杨氏是二程的学生杨时，福建将乐县人，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理学的“道南系”；范氏,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子淳夫，四川双流人，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苏东坡曰：“范淳夫讲书，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书三昧也。”另外还有胡氏，胡安国，福建崇安人，早年曾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后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得程学真传。游氏，游酢(音做)，字定夫，福建建阳人，和杨时同为程门四大弟子。相传与杨时一起拜见程颐时，看到程颐正在睡觉，于是两人在雪中等候，后来成为“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谢氏，谢良佐，字显道, 寿春上蔡人。从程颢受学，后卒业于程颐。谢良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
对于孔子和卫君(卫出公)的谈话，胡安南介绍了如下的背景并发表了精辟的议论：王妃(南子)乱淫，世子蒯聩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周天子)，请于方伯(西周的方伯或称侯伯，是介于皇帝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卫出公上任期间为前492年。在位十二年后即前481年，他的父亲蒯聩夺位是为卫后庄公，卫出公不得不出走齐国。直到前475年卫石曼尃赶走卫君起，卫出公辄又从齐返回卫国做国君。出公辄前456年死去，他的叔父黔赶走出公儿子而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卫悼公。子路，是卫国大夫孔悝(悝，音亏)的家臣，孔悝是蒯聩的外甥。蒯聩要挟孔悝帮助他夺回王位，子路为了救孔悝而与蒯聩的家臣战斗，在战斗中被敌方用戈将系冠的带子割断了，子路因此停止战斗，弯下身，捡起冠来，系上带子，结果因此被趁虚打败并杀害，年六十三，死后受醢(音海)刑（即剁成肉酱）。孔子闻其死，极为伤心，从此不吃肉酱，有覆醢之举(吃饭时，见到肉酱将其盖上，不忍食用)。儒家诸子皆认为正名是首要的大事，如果此事没有好好妥善处理，那么“其余皆苟矣”。
《论语.季氏第十六》中
,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要理解这段话，得先了解鲁国的历史。鲁桓公有四个儿子，桓公去世后由长子即后来的鲁庄公即位，其他的三个儿子按旧制被封为卿，也被称为“三桓”。三桓把持鲁国的国政，势力日益强大，尤其以季氏最强。鲁庄公后有鲁僖公，鲁文公。当鲁文公去世时，鲁庄公的儿子，鲁僖公的弟弟，鲁国的正卿东门襄仲(姬姓，名遂。公子遂)计划让侄媳(鲁文公的次妃)敬嬴的儿子公子倭为国君。他取得了齐国的支持，杀死了太子恶(子赤，鲁文公的嫡长子)和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规，如愿将公子倭推上国君的宝座，即鲁宣公。而这位鲁宣公呢，对于帮助过他的叔爷爷似乎并不是永远心存感激。在宣公执政的晚期，他把主张恢复鲁国国君权威的，打算消灭三桓的东门襄仲之子-公孙归父驱逐出去。人家要帮他争取更大的权力，不但不感谢，反而下令驱逐，有这样几种可能：一，鲁宣公胸无大志，安逸于宫廷享乐，不想得罪三桓，同时又害怕公孙归父以恢复国君权力为名，而实际上会和他父亲一样杀了自己另立新君。有前车之鉴在此，鲁宣公不敢轻易下赌注；二，鲁宣公是有想法的，但他认为单靠公孙归父的力量是无法撼动三桓多年的经营的，轻举妄动会打草惊蛇。经过审时度势，他宁愿将希望放在自己的后辈身上，先保存有生力量，所以不杀公孙归父，而只是驱逐，这可能就是鲁宣公为将来下的一步暗棋。上面关于宣公的议论未免有些偏题，但是能间接看出三桓在鲁国的势力之大。公孙归父的离开，让三桓更加毫无顾忌，气焰更甚。后来，三桓接连拥立了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和鲁哀公。孔子老年回鲁国时，国君是鲁哀公，所以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此间，自鲁襄公元年(鲁襄公4岁即位)到襄公五年，鲁国朝政皆有季文子把持；襄公五年季文子去世，其子季武子继续控制鲁国。在季武子时期，季氏家族的势力达到巅峰，“四分公室，季孙氏占有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有其一”。孔子所言的“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即季武子，季悼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世。季桓子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世，由其子季康子接位。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被季康子接回鲁国，那么孔子肯定是知道季康子的。由此推测，“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此言应该是孔子在季康子执政前，鲁哀公为国君后的时间段所说，即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92年。今天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回顾鲁国历史，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证孔子的“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和“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所说的“十世”，“五世”，“三世”如果被理解为是确切的数字标准，那么是有问题的：季康子之后至少还有季昭子和费惠公。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季氏家族在五代左右即走向衰败（“微矣”），这又是符合孔子所言的。为什么孔子认为诸侯，大夫，陪臣时间都不会太长，而且时间顺序上是依次变短呢？《四书集注》中注解中有段文字，我认为符合当时孔子的观点：苏氏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宜诸侯之强也，而鲁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诸侯，大夫皆陵其上，则无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孔子是鲁国人，鲁为周公后，宗周文物，在鲁国较他国为独多。祝陀(史鱼，卫国大夫，以辩才著称)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尹，治理)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大路，一种车的名字；大旂，大旗)。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敦，杜云说：倍，增也；敦，厚也。意为增加分封)，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我和杜云的看法不同。后面的“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都是并列结构: 如“祝宗卜史”是祝，宗，卜，史四种官员；“备物”是祭祀用的器具，“典策”是祭祀用的书籍；“官司”是各类官职，“彝器”是宗庙使用的青铜礼器。那么“土田”和“陪敦”也应该类似并列关系。“敦”(读“对”时)还可以指明古时的食具，“陪”是修饰“敦”的，连起来就是“大量的青铜食具”。分封了“土田”，种出了粮食，也的要器皿和工具来帮助进食。加上受冶炼，铸造较为原始，这些高级的食具不是没个地方都能制造和买到的，所以是可以“赐予”和“封赏”的。
孔子为什么为会说“吾从周”呢？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鲁为宗周之缩影，各类文化和习俗和宗周是很相似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必然会受其影响；其次孔子平生以好学自负“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鲁国有丰富的周朝典籍(文献资料)，”郁郁乎文哉”，所以研究周的人数估计较多。以好学自称的孔子，必然对周的各种相关知识了解甚多。其三，当时诸侯征伐，人们苦于战乱。各国之中不乏深切怀念周朝的稳定时期，尤其是平定叛乱，将天下治理井井有条的周公，更是人们心中热切期盼的人物。这里，我不禁有点大不惭，孔子如此抬高周公，是不是也有借周公这块金子招牌给自己的名望添砖加瓦？对于周公，孔子相对其它各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加认同和推崇，这种崇拜甚至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论语.述而》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真可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的词语进化也是有趣，“梦周公”这种自我求知欲发挥之几点的感叹，竟然被后人发扬成睡大觉的意思，甚至以为周公是梦神。)后之儒家，皆以周公孔子并称。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荀子在《解蔽》中有段非常经典的评论，“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这里提到的“学乱术”是形容孔子从多方学习，不为所蔽。最后赞扬孔子“德于周公齐”；汉朝《淮南鸿烈》中也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对于周礼，知之深而爱之切，见当时周礼之崩坏，即不禁太息痛恨。故见季氏八佾(佾，音易，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舞于庭，谓为“不可忍”。“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冉有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对他不能阻止季氏祭祀泰山表示极为不满。林放，字子邱，春秋鲁国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论语.八佾》有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音店)，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管仲生活奢侈，有三归(三座仓库)，官事不摄，意为管仲的家人每人专职一事，没有兼任其他事务，这无疑也是一种浪费的表现。“树塞门”和“反坫”都是国君才能做的事情，而管仲僭越为之。所以孔子认为管仲“器小”，实为不懂礼仪之人。(不过，我觉得论语中这话有些酸溜溜的嫉妒，天下奢侈浪费的人那么多，而且不接受国君的东西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这种事情各国都有，何况管仲一人? 管仲功高盖世，说不定为了避免国君的猜疑，故意把自己扮成一个奢侈浪费之人，自污其名而保其身。管仲当时为了吸引外国的商人，开办了七百多出“女闾”。即妓院，为中国官办妓院的鼻祖。因为被后世妓院敬称为祖师爷。)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陈国乃一区区小国，如果换成其他的大国，孔子还会请国君讨之吗？)
孔子自身形是，则自以“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乡党》所记，起居饮食，俨然贵族。冯先生认为“非必孔子之好阔，如是则非礼也。”孔子不让自己学习农耕经商，出行必要乘车，饮食俨然贵族，这和孔子在答复林方的话是有矛盾的。“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的所做所为，是奢还是俭？礼是为了表示人的诚心，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行为那是虚伪！或者说孔子已经有足够多的金钱，他完全可以奢，或者大操大办，他说的话只是说当没有钱的时候的做法。但终究给我一种心口不一的感觉。孔子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他的形象经过多年的更新，已经把各种缺点最小化，甚至缺点也能得到详细的解释。一个普通的教师，恐怕没有想到自己身后几千年无数人为之而疯狂，这可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可是看看那座神坛上面目全非的孔仲尼，还是自己吗？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历代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演变到近代，大多数人只记得后面的“学而优则仕”，然后认为仕途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我看过很多版本的解释，有的认为“学”就是“教”或者是“自我的觉悟”，做官做得好就可以觉悟到更高深的层次，学问做得足够好了才能够做官等等。与其陷入这种咬文嚼字的无穷陷阱，不妨放开来想想：《论语》所说的这句话是指出“仕”和“学”同为自我修行或觉悟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转换)，并不是说谁是谁的目的和结果。从“非农非工非商”中兴起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套售知识的对象有两个：一是诸侯贵族，作官就是其才智价值得以体现的形式；二是庶民阶层，做教师传播知识。并不是说一旦选择上述之一，就必须要放弃另外一个；相反，做官的同时也得关注向庶民们传播的各种学问知识，而作为普通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必须关心国家的政治。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子的解释就非常清晰和明确了。儒生们把做官当成是一种体验练习，以求知识精进，“仕”和“学”无论何时都是相互结合的；而后世渐渐把做官当成一种人生的目的或一种优越的享受，所以要么是寒窗十年的苦学，要么是金榜题名的仕途，“仕”和”学”就泾渭分明，彻底隔开了。所带的后果，做官的和教书先生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们眼光短浅，放弃追求真理，而转去贪图享受了。所以，我认为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所以让后人如此费解(无数的解释也是费解的表现)，难点可能在于文中两次出现的“仕”和“学”在前后文中意思并不一致。理解时不可全依靠纯文字的层面，还得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法家的韩非子对孔子在内的新兴的“士”阶层是颇有不满的。《韩非子.八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耨，因nou，四声。锄草)，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参，史鱼。史鱼，卫国大夫。)，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又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韩非子有些过于担心了，并不是每个人想去为就能“为”的，一个古代的农业社会，能读得起书的人能有多少人呢？读得起书，能做官或有大富贵的又能又几人呢？读书可以增长知识，但是也并不能保证荣华富贵呀。韩非子的自利人性观和实效价值观，未能顺应当时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也使得后来其思想在和儒家的较量中，慢慢地处于下风。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的
《国语.方言.拉丁化》一章中注释说道，“一个生产技术十分原始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允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劳动力脱离生产。所以该社会内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也就是传统的读书人，亦不可能超过全人口百分之二十。所以一个农业社会内文盲众多实与文字的难易无关，而是经济条件不足的结果。”孔子及孟子，都是唐先生提到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他们不需要进行生产(农耕/手工/经商)，只要全身心读书就可以了。当不需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养活妻儿老小，这些“新兴”的专家们就开始飘飘然，看不起供养着他们的“文盲”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和他的学生彭更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过分，傲慢)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章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彭更)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羡，多余)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更)曰：“食志。”(孟子)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彭更)曰：“否”(孟子)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可以看出，孟子的排场是很大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而彭更对老师这种“士无事而食”持一定的否定态度，认为“泰”。我认为搞清“无事而食”的“事”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古代农业社会，以温饱生存为主要目的，所有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即为“事”，比如农工商。当社会逐渐发展到可以满足基本的温饱后，人们开始关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其它人(劳力者)对孔孟先生们(劳心者)表示不满和鄙夷，认为他们“不劳而获”；劳心者们认为劳力者智力鲁钝，势利粗俗，认为自己一方是高人一等的。这其实是当时各方理解的局限性所致。冯友兰先生认为是孔子开创了“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同时谓“孔子之前，似亦无有”。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这种“士”的出现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先于孔子之前或许就已经存在，比如门客。冯氏之所以选孔子，可能还是因为孔子名气最大。而若认为孔子开此先河，有些站不住脚。而且，“绞尽脑汁”这种特殊的生产，未必就比繁重的体力工作使人觉得轻松。
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创立
，或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人之阶级。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候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外，亦未尝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商周时名相傅说即出生于建筑工人，后被武丁赏识拜为宰相)，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上面的这些例子都用来说明之前并没有出现“工农商仕”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之存在。孔子早点，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委吏，管理粮仓的小官)矣”，“尝为乘田(乘田，掌管畜牧的小官)矣”。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孔子自己不从事生产，他还不愿意教弟子治生产。樊迟(樊须，字子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贡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端木赐，字子贡，深得孔子的赏识和喜爱。此人善雄辩，有才华，曾担任过鲁国，卫国的相。另外他具有极强的经商能力，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甚至被称为是财神。孔子对子贡的此番评语，有些不以为然的意思：子贡不愿意像颜渊那样受穷，违背了老师的教导而去从商，以他的能力是可以“亿则屡中”发大财的,但是令孔子感到惋惜和遗憾的是，按子贡的资质，他如果遵从师命，以学为本，孔子认为他能取得更为非凡成就。孔子对弟子们不治生产的教育，颇为当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蓧(音掉，古代一种竹编的耘田农具)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史记.孔子世家》中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逐哀，破产厚葬(形式主义太严重)，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庄子》亦载盗跖(跖，音值。盗跖，春秋时期人，鲁国传说中的大盗，故人称盗跖。《庄子》盗跖篇载跖为鲁国大夫展禽（柳下惠）之弟，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由于盗跖诸匪喜爱“取人妇女”，华北地区信奉盗跖为娼妓的守护神，尊之为“白眉神”。)谓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做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这番话是否是晏婴，盗跖的亲言，已不可考证。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有人对孔子和其弟子们不从事生产甚至鄙视生产是持反对意见的，二，看来中国历来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只要认为不实用的就是错误的，仅以此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所以此观点未免显得有些狭隘。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主张不治生产呢？难道他不知道不治生产就会饿死的道理吗？我得好好想想。
士亹教楚太子的各类功课
，即使是贵族也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的机会。(因为当时知识载体采用笨重的竹简，所以严重阻碍了大量发行和流动)。韩宣子系晋世卿，然于到鲁办外交之时，“观太史氏书”，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春秋》乃鲁国史官左丘明做著；季礼亦到鲁国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古时知识是如何在各国之间流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见《易》《春秋》《乐》《诗》等，在当时乃是极其名贵的典籍学问。孔子抱定“有教无类”的宗旨，“自行束脩(脩，音修，同修。干肉，旧时上课的酬金)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自行束脩以上”直到今天仍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前面注释的上课的酬金，还有一种解释是“自从十五岁拜师行礼之后”。如果是第一种，那么就不是“有教无类”，还是将学生们按是否付得起学费分类；如果是第二种，那么拜师应该也不会是空手，尤其是孔子是个讲究礼仪的人。小结以下，孔子的教育可以说将施教面扩大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庶民阶层，即如上篇所提到的希望提高政治地位的那些有钱人，也只有这些人出于上述的目的才会花钱花费精力去向孔子学习。而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是无法聆听孔子“有教无类”的玉音的。“老师可能不喜欢贫穷的学生，但一定会拒绝身无分文的学生”，毕竟老师也要吃饭生活，在春秋时代，老师还不是公务员，他们必须靠学生的供给才能生存，如果一旦打开免费之门，那么弟子恐怕就不止这区区三千人了。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理解为将原来贵族专享的教育权扩大到一小部分的庶民阶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教育。冯友兰先生认为是报酬的意思，“大招学生，不问身价，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大众化，实始于孔子。”冯先生这番话只有一半客观。即如冯先生所理解“凡缴学费者即收”，这明显已经以学生的经济能力分类，冯先生只字未提，缺乏严谨之精神(我虽乃一晚辈，但不得不指出此点)；客观的是，“有教无类”是一个大的方向，实现需要过程，不能一下子就实行全民的免费教育，而孔子能将教育扩大至庶民阶层，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就其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实始与孔子”的赞誉是可以被认同的。写到这里，我又回过头想，是不是我们都错了。“有教无类”可能是孔子对未来大众教育的一个展望，或者是一个方向，并不是当时现实的状况，真正的重点是孔子意识到这点，并且已经在向这个方向推动，而并不是在于枝枝叶叶的“肉脯”或“十五岁拜师”之争。
对于说孔子是第一个以六艺教“一般人”者，冯友兰先生认为，在孔子以前，在较可靠的书内，“吾人未闻有人曾经大规模地号召许多学生而教育之；更未闻有人有有教无类之说。”《孔子家语》中提到在孔子之前据说有位叫少正卯的先生，“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古时以五百家为一党，能“撮徒成党”可见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强御，意为豪强，有权势之人，而老师又能”谈说足以饰褒荣众”，所以“孔子门人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这个“三盈三虚”倒是有趣，两家学校各有所长，而且竞争是相当激烈；学校估计是没有什么校规之说的，学生们自由性和随意性较大。即便是正式拜师，即便是有后来的七十二位出名的学生，孔子学校早期的经营状况很大可能是经营不佳的。颜渊不走，或许他当时已身为助教只能帮孔校长到底了。冯先生有提到“不过孔子诛少正卯事，昔人已谓不可靠”。为了学生甚至动了杀机，更加反映当时两个学校白热化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不管传闻是否为真，不需要为工为农，只要动动嘴皮子，就有学生交学费，这真是难得的好事。有好事就绝不会让一个人尽得，竞争是必然的。冯氏认为“少正卯之果有无其人，不可知”，甚至《庄子》中提到的“鲁有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王骀与孔子“中分鲁”，冯氏亦认为不足信。我认为不管少正卯或王骀是否真有其人，孔子当时肯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开启大规模教育之风气，孔子作为先驱功不可没。“孔子又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礼》中
的古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春秋时期的六艺，即《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六艺，先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并举例《国语》中士亹(音稳或音门)在教楚国太子的功课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故志”佐以说明。并且冯先生认为先于孔子之前，只有一部分的贵族人物才能接受此类教育，而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孔子讲学，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鞭打芦花)，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孔子曰: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子夏(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曰：“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曰：“过犹不及。”孔子的评价耐人寻味。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如子路(君子死,冠不免)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公西赤，外交能力极强)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我认为冯先生有拔高孔子之嫌，不敢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春秋战国是庶民英雄在政治军事上崭露头角的时代，传统的世袭制和农奴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六艺从内容来看，是贵族们天生优越感的另一种体现，比如“射”，“御”两项，普通庶民是没有条件去专门学习或训练的；庶民们对知识越来越渴求，这是和希望提高或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心理紧密联系的。孔子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点，抓住了这群数量极其庞大的人群的心理，提出了更实用和综合性更强的新六艺。《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新六艺只要有书本，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学习(当然有老师的讲授更好)，它给渴望改变政治地位的庶民阶层以崭新而又真实的希望。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其他人也在讲相同内容的六艺，但是只有孔子留名且影响深远，甚至绝大多数后人以为六艺是孔子所作。其原因可能是其他人局限在贵族教育的传统中，仍然寄希望于贵族政治的改良；他们没有孔子对时势的高瞻远瞩，并且没有能跟上或顺应草根庶民们崛起于“阡陌之中”的社会潮流，又或许都注意到了，可是缺乏那么一点点“历史机遇”。我认为孔子是伟人，但是他同时也是该时代必然的精神产物之一:那个时代即使不出现孔丘，也会出现一个其他的人物来做和孔子一样的事情。所以，即便孔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没有必要刻意地拔高孔子。世界上绝少有事情是可以完全靠某人的智慧去完成的，中间必须其他人的经验和帮助。这样“第一人”除了是个沽名钓誉的噱头外，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如果实在要表明孔子在历史上某类思想的开创地位，我觉得用“先驱”一词会更为恰当。
为什么后世认为六艺乃儒家专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是，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的知识(孔子之前就存在各部著作)，儒家因仍旧贯，继续用六艺叫人，恰有因为别家专讲自己之新学说，不讲旧书，所以六艺看上去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同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己有，则不对耳(思想上出现很多新的流派，不可能在旧书中找到同样的内容)。
儒这个字本意是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而当儒家兴起的时候，大众以“儒”称呼他们，所以其后成为一家之专名。《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秋山好古的起名?)”“为人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孔子为自己所下之考(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