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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16

2011年5月26日 23点15分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代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演变到近代,大多数人只记得后面的“学而优则仕”,然后认为仕途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我看过很多版本的解释,有的认为“学”就是“教”或者是“自我的觉悟”,做官做得好就可以觉悟到更高深的层次,学问做得足够好了才能够做官等等。与其陷入这种咬文嚼字的无穷陷阱,不妨放开来想想:《论语》所说的这句话是指出“仕”和“学”同为自我修行或觉悟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转换),并不是说谁是谁的目的和结果。从“非农非工非商”中兴起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套售知识的对象有两个:一是诸侯贵族,作官就是其才智价值得以体现的形式;二是庶民阶层,做教师传播知识。并不是说一旦选择上述之一,就必须要放弃另外一个;相反,做官的同时也得关注向庶民们传播的各种学问知识,而作为普通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必须关心国家的政治。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子的解释就非常清晰和明确了。儒生们把做官当成是一种体验练习,以求知识精进,“仕”和“学”无论何时都是相互结合的;而后世渐渐把做官当成一种人生的目的或一种优越的享受,所以要么是寒窗十年的苦学,要么是金榜题名的仕途,“仕”和”学”就泾渭分明,彻底隔开了。所带的后果,做官的和教书先生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们眼光短浅,放弃追求真理,而转去贪图享受了。所以,我认为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所以让后人如此费解(无数的解释也是费解的表现),难点可能在于文中两次出现的“仕”和“学”在前后文中意思并不一致。理解时不可全依靠纯文字的层面,还得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法家的韩非子对孔子在内的新兴的“士”阶层是颇有不满的。《韩非子.八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耨,因nou,四声。锄草),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参,史鱼。史鱼,卫国大夫。),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又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韩非子有些过于担心了,并不是每个人想去为就能“为”的,一个古代的农业社会,能读得起书的人能有多少人呢?读得起书,能做官或有大富贵的又能又几人呢?读书可以增长知识,但是也并不能保证荣华富贵呀。韩非子的自利人性观和实效价值观,未能顺应当时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也使得后来其思想在和儒家的较量中,慢慢地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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