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音肿，脚后跟，跟随)。”墨子之首领，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谓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墨者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此外见于《吕氏春秋》中，有孟胜、田襄子，腹黄享(此字为左黄右享，音吞，黄色)三人。《吕氏春秋》云：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起国。(荆即为楚国。大概的背景是，楚国在启用名将吴起后大行改革，国力强盛。因为吴起的政策，一些楚国的贵族被迫到偏远的地方开荒，所以他们对吴起怀恨在心。当赏识吴起的楚悼王去世后，这些贵族势力要诛杀吴起。吴起无奈之下跑到楚悼王的遗体前躲避，可是贵族们放箭射死了吴起，而且有不少箭也射在先王的遗体上。因为这件事情，新的国君上任后要追求责任。阳城君参与了这次袭击事件，所以在新君动手之前就逃亡到其他国家。新国君于是没收了阳城君的封地。)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于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音莫，死)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不听，遂反死之。
按照孟胜的意思，“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也就是说如果阳城君能派人把璜玉的另一半拿过来，他还要为阳城君“出力”。阳城君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孟胜好像没有考虑和顾及，他可能只觉得阳城君“善待”墨家，于己有恩。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动墨家弟子帮逃亡中的阳城君呢？首先，碰到正规军队，百八十个墨者肯定不是对手；其次，如果起事，他既没有信物(璜)，也缺乏充分的道义依据(毕竟插在先王遗体上的箭是真的)，墨家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会大大折扣。那么为什么孟胜一定要自杀，而不选择逃跑呢？留在楚国，肯定没有好下场。阳城君跑了，和他亲近到能执掌兵符的孟胜也是重要目标之一。如果逃跑到其他国家，好像也是损害了墨家不怕死的名节，以后更会抬不起头来。那么剩下的只有自杀了，虽然肉体消亡，好歹有个好名声。百八十个弟子中可能多数和孟胜的想法一样，即便有少数想法不一样的，可能也会遭到同门师兄弟的“友情协助”。送信给田襄子的两个人，竟然敢拒绝现任巨子不自杀的命令，其中必有原委。所有的人，包括原巨子都死了，他们两个如果活着，即使是受田襄子的命令活着，也会遭受世俗的白眼。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在所有人的心中，早就死了，那么就不要苟活在世上了。田襄子作为新任墨者首领，如果不说要这两位自杀，说不定这两位还不会自杀(至少会过一段时间)；但是田襄子一说，反而使得两人认为新任巨子言下之意是在提醒他们早日舍身成仁。死亡真的那么有诱惑吗？
冯先生举例说明墨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墨子.耕柱篇》有云:子墨子使管黔遨(原字为三点水加上放字)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又曰：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墨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鲁问篇》有云：“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我认为以此三点而论，还不能充分证明墨家是以墨翟为首领的、有严密体系的组织。高石子因为卫君不采用自己的政见，所以离开卫国然后去齐国找老师倾诉，可以认为墨子老师在学生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耕柱没有招待好同门师兄弟，而要孝敬给老师十金，也不能看出有任何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可以看出墨子在整个团体中的地位是较高的。胜绰未能贯彻执行老师的思想，老师甚至派人通知雇主要求辞退学生。这些都只说明老师和学生的某种关系，对于整个墨家体系并未做清晰描述。
《墨子》现存五十三篇，
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为《墨经》或《墨辩》。《墨经》六篇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我的书架上的那本《墨子》，购于九年前初到深圳之时，可从未翻阅过；且历经搬迁，书本保管不善，扉页有些发黄，实在惭愧。正值哲学史讲及墨子，此书亦为重要参考书，需在近期安排时间通读。战国后期游学之风极盛，诵习简编，求简练易记，所以各家作“经”。墨家有《墨经》，《荀子》中引有《道经》，《韩非子》中有《内外储说》之经(分为《内储说》和《外储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辩》中认为，若战国前期，则尚无此体裁之著作也。古书之为私人著作者，据现在所知，最早为《论语》。《论语》为记言体，其记言体又极简约。及《孟子》《庄子》书，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此乃战国诸子文体之初步。及此以后，则有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者，如《荀子》之一部分是也。舍记言体而据题为论，此乃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傅斯年)。《墨子》中的《大取》，《小取》篇皆为据题抒论之著述体裁，亦非墨子时代所有也。孟子说过天下思想，杨朱和墨子各占一半，那么这两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体现在哪些地方？它们为什么会被儒学从显学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这是后面阅读中需要留意的地方。
《墨子.非攻上》有云：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音使)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义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音就)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此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之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把人类自私虚伪的本性暴露无遗，纵观两千多年前来世界历史，何尝有过变化？这或许不是天性，但是在时刻充满竞争的大自然中生存，没有自私和虚伪也是不行的。古代思想家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这点，既然不能彻底消灭它们，就只能努力相互妥协了。
较为有名的墨子见公输班，虽然墨子在沙盘上九次击败了公输班，但是我不认为楚王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进攻宋国。墨子来的主要用意是告诉楚王，宋国已经有了防备，楚国的胜算并不大；并有意无意地利用与公输班的游戏，给楚王一个解散集结完毕大军的台阶。楚王也是明白人，既然发兵占不了什么便宜，就顺水推舟放弃进攻；给墨子一个大大的情面，避免以后与那些不怕死，组织严密的墨家弟子们为敌，也给自己博得尊重贤者的好名声。即使公输班赢得沙盘游戏，楚王在得知宋国有所防备后也不一定会出兵。我们木匠家的祖师爷，在这次的事件中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已，并不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之学说
，盖就平民之观点，以主张周制之反面者也。”“墨子反贵族而因及贵族所依之周制。故其学说，多系主张周制之反面，盖对于周制之反动也。因儒家以法周相号召，故墨子自以其学说为法夏以抵制之。盖当时传说中之禹，本有节俭勤苦之名，观《论语》可知；故墨子乐以此相号召也。”“盖司马迁作《史记》时，思想家已成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跻于世家，而墨子不得一列传。直至清末以后，研究墨学之兴趣，始渐兴起;关于墨子的考证，亦始渐加多。”《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皇帝的传记称为纪，其他人的传记称传)，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主要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本纪》是历代帝王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历史动态；《书》记录历代典章法制；《世家》包括各诸侯和有影响的家系，其中包括吴太伯、勾践、孔子和西汉的一些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张良；《列传》则是各时期的著名人物，孟尝君，孟子，荀子即在此列。史记卷四十七是《孔子世家》，卷七十四为《孟子荀卿列传》，在此列传中，才出现了墨子的记录，还是在该卷结尾的寥寥数字一笔带过：“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在秉承“春秋笔法”的司马迁看来，墨子根本无法与儒家孔圣相提并论。那墨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据冯先生所说，墨子在孔子之后已是定论。《孟子·滕文公》有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杨朱是老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此可见，和道家思想一起，墨子及其学说在战国时期是颇为流行的。关于墨翟的名字，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姓墨名翟；第二种是姓翟，名乌。因其学术派系名称为“墨”，故合称为“墨翟”；第三种是钱穆先生提出的，“墨”在古代是一种刑罚的名称，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其人确实姓翟，于是和第二种一样，合称为“墨翟”。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支持者，认为古代没有“墨”姓，只有“翟”姓，所以认为第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墨子是宋国人，鲁国人，还是楚国人，都有相关的文献资料予以支持。而印度学者胡怀琛提出史料中记载的墨翟外型酷似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且其兼爱非攻的主张与婆罗门相似，所以胡怀琛认为墨子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根据现在的推测结果，墨子生卒时间范围约在公元前479-381年之间。同期的印度，正处于十六雄国时代的末期，难陀王朝是最强的霸主，其后，印度就遭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直到后来的孔雀王朝崛起。群雄并起的时代，印度出现了各种思潮(沙门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和耆那教，这些新思潮都是反对婆罗门特权的。如果墨子及其先辈是印度过来的婆罗门，那么会受到婆罗门特权思想的影响，较大可能偏向于有助贵族统治的儒家，这于墨家思想的平民化是想违背的。所以，我不认同墨子是印度婆罗门的观点。
《汉书.董仲舒传》有云：对既毕
，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月：“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这里的五伯应该指的是春秋五霸。董仲舒先生此番言论，颇有以做事的初衷为重，而结果为轻的思想。放之以结果为导向的今日社会，此等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当时的儒家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认为愿原因之一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时代背景。当时诸侯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大国拼命抢地盘，小国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儒家主张的仁爱政治，即使某位君主笃信于此，实施和推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眼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利益或生存空间，这会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仁爱”而去用“诈”谋利，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被动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压制。为了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儒教信徒们必须宣传以“初衷”为导向，希望诸侯们能为长远打算；否则，当他们也被眼前问题所“蒙蔽”，转而以结果为导向，帮助诸侯们勾心斗角，那么他们自己将亲手葬送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在今日看来，无论以初衷或结果为导向，都是各有利弊的，关键不在于孰优孰劣，而是如何根据形势灵活运用。
冯先生说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虽然以今日之眼光，此观点略显迂腐，但是从中亦然可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但是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不管怎样，当时敢于挺身出来的勇气是可嘉的。《论语.子罕》有云：“子罕言利。”《论语.里仁》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义和利，好比是油和水。油和水因为不相溶而分层隔离，油有油的用处，水有水的作用，能说哪个更好吗？如果要取油或水，就得想办法先把另一种萃取出来(“子罕言利”)。是否两者可以兼得，用力搅拌做成油水混合物即可，这毕竟是暂时的。终究一天它们还是会再次分层的。即，如果既要“义”有要“利”，也只能是搅浑局面，然后乱中谋取一勺，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是时间一长，勺中的混合物自然分开，也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了。
《论语.微子》中有段著名的子路见荷蓧丈人
。蓧，音掉，古时一种竹编的农具。原文如下：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四书集注》中的部分解释为，“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菽，音叔。豆的总称；菽水，泛指粗茶淡饭，用以指对父母的奉养)，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知其隐者，敬之也。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亦接舆之意也(接舆，楚国人，姓陆名通，字接舆。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楚狂’也)。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盖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见其儿子焉，则于长幼之节，固知其不可废矣。故因其所明以晓之。伦，序也。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然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虽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范氏曰：‘隐者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为通，故溺而不止。不与鸟兽同群，则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为难。唯圣人不废君臣之义，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处而终不离于道也’。”
子路性格极其刚猛，遇到有人批评自己的老师，不仅没有动手打人，还能“拱而立”，这中间甚为有趣。孔子思想存在着不重视甚至是轻视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些在平时的授课中必然会影响到周围学生。可以据此设想，在当时孔门弟子的心中，农业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是较为低下的。子路寻找老师的时候，恰好看到路边的老农，想必语气不会太客气。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农竟然语出惊人，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子路无礼的言行有些生气，而且他是子路的老师孔子是有一定了解的。子路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位隐士了，如果要和对方强辩，凭借自己当时的水平不一定能说服对方；如果走，那么传出去(不知道子路身边是否还有其他的同学)，可能会让师门蒙羞；那么较好的方法是，留下来听听老者还有些什么话说，看看老者是什么来头，摸清其底细，然后一并回去转达给的老师。虽然现在“打不赢”，至少可以为老师“刺探或收集”一些有用的情报吧。于是，子路(至少是)外表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老农可能准备好和子路吵一架，或者是辩论一番，在批评完老师后就采用更为挑衅的方式：自顾自的除草去了。子路的表现反而让老农显得有些吃惊，甚至是缺乏准备。自己在田间劳作，旁边几个儒生恭敬站在一旁，别人看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而且让别人总是盯着自己的那种感觉也不好受，怎么办呢？天色不早，索性请他们去家里吃个便饭和留宿一晚。老农想必为好客之人，“杀鸡为黍”地款待子路们。后来主宾把盏交被，相谈甚欢。子路可能知道了更多关于老农的事情。第二天告辞后，子路追上了孔子并告知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情形有可能是，孔子沉思片刻，然后问：“老者的两个儿子是否和你打了招呼？”子路说是，然后孔子说：“他们还没有忘记长幼之序。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知道其他的人之大伦的。只知长幼，而不出仕以成君臣大义，这也是不对的。人如果不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就必须得接受在群居社会生存的现实。虽然总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并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对社会的希望。放弃容易，入仕困难。困难的事情往往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能驳倒他的理由。”子路面有喜色，“老师，还是您眼界高。我昨天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想出来。”孔子说：“你昨天一句反驳都没有说?”然后沉吟片刻说：“我能想到这点，他必能想到这点。你已经知道他的住处，他的遁世隐居生活不会像往常一样了。这位老者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原来的住处，另找清静之处了。”写到这里，我在想，荷蓧丈人既然决定过着隐居的日子，何必开始时为子路一时言语冒犯做口舌之争呢？估计年轻时也是入仕之人，后来受到打击或者挫折才归隐于山林的。
在网上没有找到夷逸，朱张和
少连的资料。《四书集注》有相关的解释，“夷逸，朱张，不见经传。少连，东夷人。”有云“少连事不可考。然《记》(礼记)称其‘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谢氏曰：“七人隐遁不污则同，其立心造行则异。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是以均谓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此所以常适其可，而异于逸民也。”
按孔子的说法，可将隐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伯夷叔齐型的，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绝对不做任何与之相违背的事情。开头即提到伯夷叔齐，可见孔子是最认可他们的。可以称为理想派；第二种是柳下惠类型(少连资料较少，此处不将其列为类名)。这类人认为凡事没有绝对，为了达成或大完成自己的大部分理想，是可以在一些方面做出让步或牺牲的，即所谓降志辱身。我的观点是，如果进行调整自己的期望值使之符合当时期的客观情况，是较为务实的一种做法。可以称为务实派。相比上面的理想派，我觉得务实派所面临的挑战要更艰巨，所承受的压力要更大。号称晚清第一人的李鸿章即是此派典型人物；第三种，仲雍类型(同上，夷逸实例太少，不列入类名)，虽归隐田园山水，但关心国事，亦不乏针砭时政。要他们不说话，他们不愿意；要他们出去入仕，他们也不愿意。这类隐者是以一种悲观消极的心理来逃避业已破灭的理想抱负(早期)。当然，他们或许有可能在某时期主动或者被动出来做官(比如竹林七贤)，但是相比前两者，此类人物鲜有大的抱负和作为。所以，我将此类称为浪漫派。理想，务实，浪漫，犹如人类之爱情：用开始即坚信某种爱情观点的人，往往得不到想要的爱情甚至经常会受到伤害；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心态，较大会得到爱情。但是这种爱情与情愫初开之时相比，必大相径庭；很早便失去对爱情的信心，变得玩世不恭，到处都有女人，但是没有真爱。这个比喻虽然有些牵强和诸贤的不恭，但是大致情况确也如此。这三种类型在不同情况下各有各的优缺点，并不是说务实派好，而理想派和浪漫派不好，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我认为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冯先生说，“孔子不注重行为之结果，其一生行事，亦是如此。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须其合礼，即是至好。至其发于行为，果得有利的结果与否，不必问也。事实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之发于行为者，对于社会多有利，或至少亦无害。”礼，没有也不可能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时时变也，若合此刻之礼，而此刻一过，状况改变，那么还能说合现在之礼吗？这就是刻舟求剑，终不可得，与己有何益？我认为，不要迂腐或恪守某种套路，而是要顺应环境善于调整，即“权”。这或许可被称为是“被动的进化”吧。
关于虞仲，《史记.周本纪》和
《史记.吴太伯世家》所指之人有所不同。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月:‘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荆蛮，以让季历。”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通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比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局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根据《论语.微子》前言所述之伯夷叔齐，可以推断此处的虞仲应该是指仲雍。《四书集注》朱子亦认同此观点“虞仲，即仲雍，与大伯同窜荆蛮者。”
这里的关系有些复杂，需要整理。《史记.周本纪》中的太王是周朝君主的先祖姬亶(音但)父，又称古公亶父，其妃太姜生太伯，仲雍和季历。季历的妻子太任生子姬昌(即周文王)，太王认为姬昌会光大本族，所以决定将王位传给三子季历。于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就离开本族，前往当时的蛮夷之地“荆蛮”去开拓发展，并建立了吴国。季历在征讨戎族时立有战功，受到商朝君主文丁(纣王的父亲)的猜忌，先被嘉奖，然后被囚禁至饿死。后来武王伐纣成功，他找到两位伯爷爷的后代，自己的侄子周章。此时周章已经是吴君，所以武王就在原地封他为吴国的诸侯，同时将他的弟弟虞仲封为虞侯。虞国的封地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一带，而周武王的都城在丰镐，即陕西省西安市。从地图上看，西安到平陆只有100公里左右，且运城附近无险可守。这样来看，说不定是武王借封太伯，仲雍之后的名义，将具有一定实力的吴君周章的弟弟放在周都附近作为人质。虞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实力弱小，后为晋文公所灭。后世对太伯的“三让”有多种说法，多数没有注明出处，我有时间要细细考证。
《论语.微子》有云：逸民伯夷
，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唐山市附近)国王的长子和三子(二子名曰亚微)，国君意欲将王位传为三子叔齐，伯夷不想因此而使兄弟反目，而叔齐亦不想违反“立嫡长子”的古训，所以双双出逃到西周。后因劝周武王伐纣无效，两人愤然立誓“不食周粟”，然后隐居到首阳山上，最终饿死。多年前我读过鲁迅先生写的白话小说，其中先生认为伯夷叔齐懦弱虚伪，迂腐至极。我当时受鲁迅的观点所影响，也认为这两位兄弟十分愚蠢。现在写到此处，认真一琢磨，有了些新的想法。孤竹国君不遵守古训，非要传位给三子，在当时看来，因为有导致兄弟武力争夺王位的可能，所以这个决定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长子伯夷，看到父亲坚持如此，自己也无实力去推翻此决定，为了保住性命，出逃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之一；三子叔齐，还没有继承王位，就变相(非其本意)把大哥“逼迫”逃走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是受损的。如果叔齐武力镇压反对者，那么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出兵侵略孤竹国的口实，如果叔齐不采取措施，那么他的王位始终是言不正名不顺，政令可能无法得到各级的认真执行。叔齐是个聪明人，但是他也是个缺乏政治手腕和决心的人，所以逃避成为解决所有当前烦恼的最佳途径。由于伯夷叔齐的出逃，亚微得以顺利即位。亚微是不太愿意哥哥和弟弟回国的，于是他可能想了一个绝佳的方法，让人四处宣扬伯夷叔齐互相谦让，然后相约逃跑的故事。在成就两位的名声之后，自己博得贤明的美名，而更关键的是彻底堵死了让伯夷叔齐回国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可能。孤竹国发生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是什么美德，这实际上是一则君王家庭的悲剧。“不食周粟”，不应被字面的“食”所局限，我认为是伯夷叔齐不愿出仕，决意隐居的心情写照。两位隐居之时年事已高，自己无法耕种畜牧，只能靠野菜树皮维持，饿死的结局是可以预料到的。伯夷叔齐的做法虽然有些“迂腐”，但比起那些敷衍趋势之人，还是显得颇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