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明某种事物，最容易的方式是判断它和其他事物的不同。比方说，在一堆彩色积木中要说明某个红色的圆形积木，人们最初的印象是它的颜色与其它积木的颜色和形状不同(红色和圆形)。“这个东西就是红色的圆形积木。”这句话通过判断的方式来确定说明的类型，因为红色和圆形都是固有的特性，它们在人的视觉系统中很快与其他的积木分别开来。另外，还可以很容易地说明这块积木的尺寸、木质以及生产日期和地点。通常意义上，这样的定义是被接受的。但是，再次认真看看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说明了事物的本身吗？颜色、尺寸、大小、生产地点和日期，这些属性都是与其它事物区分的界限。界限不是事物的本质。人们往往热衷于对界限的探索，忽视了对其本质的研究(可能研究一块积木的本质是件很无聊的事情)。这种选择是因为人们更容易找到界限，所以更愿意去做此类工作。试想，当这个物体在工厂烘烤未干的油漆时，它是积木吗?当这个物体被放置在柜子底下垫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被叫做“垫木”或者“垫块”?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这种“无厘头”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增加对本质的理解。大家都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既然是“无厘头”，何必要花精力绕弯子。真理在这种近乎于逃避的思维中被错失了。理解是件困难的事情，需要更加严肃的思考和分析。好，我理解了不少，是否到这里就够了?不够。因为还未解决最开始对事物的说明问题。将思考后的内容，以及之前对界限的描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陈述，这才是真正需要去做的，也是最难的。之所以称之为最难，是因为结论是所有僵死的共相，而过程还在因为某个结果不断变化。精力应该放到对结果以及结果连带过程的研究上。
看到骆轶航翻译的Paul Graham的文章《不可言说的话》中一段很有趣的话，摘录如下:
与蠢货干仗，结果就是你自己变成蠢货。
所以重要的是自由思考，而不是畅所欲言。如果你坚持认为要把你所想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那结果可能是你会被妄念所束缚。我认为不妨去遵从那些与你意志相违拗的政策。让你的思考与言论之间泾渭分明。在你的大脑里面，没有任何不能想的事，在我的大脑里就经常进行那种最惊世骇俗的思考运动。那是一个隐秘的世界，你没必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讲给外人听。
而问题在于，当你让自己的思考处于隐秘状态时，你可能无法享受畅所欲言带来的好处了。谈论一个想法会激发出很多想法。所以在你能够掌控的情况下，不妨有几个知己好友，可以让你自由地与他们畅所欲言。这不仅仅是为了激发想法和灵感，也是一个选择朋友最绝妙的办法，因为那些能够在一起交流最离经畔道的事而不会跳起来走开的家伙们才是最值得结交的。
我想，最靠谱的做法应该是对那些歇斯底里的现象平静地表示不同意，但又不明确地指出你到底不同意它们的哪个方面。那些歇斯底里的强权者也许会试图套你的话，但你不必理会他们。如果他们试图强迫你回答“是跟我们走还是跟我们对着干”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答：我不知道。更好的答案，是“我还没决定该怎么做”。
今天读完此书的中文译本。此译本翻译质量欠佳，略有遗憾。我计划接下来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认真读完一些书之前，我不会写任何东西。
很想看看Georg Jellinek在此书中的分析及论证方法，网上资源及各国内书店没有中译本。德文原版书名为《Allgemeine Staatslehre》,于1900年发行第一版，1905年第二版，1914年由Jellinek的儿子Walter Jellinek编辑推出第三版。
连续读了五遍《原道训》，每次都有收获。这本书正是现在我想要的。从6年前开始研究《四书集注》，到对日本近代哲学感兴趣，然后是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接下来是希腊历史和宗教哲学，然后是西方哲学史，又发现需要研究中国哲学史，过了一段时间又对德国哲学很感兴趣，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的无为思想。我听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游荡，加以分别又不加分别。世人皆认为小猴子捡了玉米丢了西瓜不可取，我认为这是过分注重结果的狭隘观点。小猴子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喜好，选择了喜欢的东西，即便是旁人认为比西瓜要小很多的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悠然方能自得，不然得到的还能算“自己”的吗？
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
，16万日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横扫整个朝鲜半岛，兵锋直指明朝中枢。为何日军在如此短时间之内能势如破竹？为何明军要到半年后才入朝对日作战？ 日军前期的军事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谋划的结果。丰臣秀吉用兵多年，经验非常丰富，他对明朝和朝鲜的国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1591年，丰臣即命令各大名准备侵朝，该年各项准备工作都以完成；1592年2月18日，明万历皇帝派精锐部队讨伐宁夏蒙古人的叛乱，丰臣马上决定在3月份出兵渡海。明朝军队已经远赴宁夏平叛，无法分兵朝鲜；而朝鲜二百多年没有经过战争，武道废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快速占领朝鲜应该是丰臣秀吉预料之中的事情。重要问题是，占领了后该怎么办？这里必须回头分析丰臣秀吉出兵的目的。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诸大名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武装实力，这对丰臣政权潜在的巨大威胁。庞大的现役军队逼近甚至超出百姓所能承受的供应极限，即便要遣散部队也要巨大的安置费用。如果军队的供养和安置没有解决好，那么势必会引起内乱。对丰臣政权而言，既要要安抚诸位心思各异的大名，又想办法消除诸他们的武装力量。加上国内的资源无法解决此问题，所以把矛盾转移到国外(朝鲜或明朝)是较好的方法。我想当时日本国内反战的呼声，更准确的是反对进攻明朝，怕惹恼了这个庞然大物；而不是反对攻占朝鲜和掠去其资源。
据说听闻日军占领汉城后，丰臣秀吉兴致极高，甚至讨论了迁都北京和大唐(中国)关白的人选问题。他料到朝鲜不堪一击，可是没有料到朝鲜如此脆弱，胜利比预料得来得更快。现在有两个选择，占领朝鲜和进攻中国。如果占领朝鲜固守，那么当明军平定叛乱后势必挥师东征，纵然日军能占地利，可是朝鲜人心向明朝，况且明军拥有资源丰富的内地为基地，而日军的后援需要渡海而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明朝和日本未来的交战，日本战败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趁势而下，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辽东半岛，就可以对明朝形成极大的威胁。日本人恐怕是要学习瓦剌，消灭明朝是不可能的，但是胁迫明朝签订城下之城纳贡献宝，这倒是有可能的。达到掠夺的目的，再返回经营朝鲜，就比先前固守待明军攻击要强多了。除非宁夏的明军能马上平叛回师，否则明朝要组建另外一只十万人左右的大军，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日军就是抓住了这个时间差，打了明朝一个措手不及。
日军加藤清正部于1592年7月底渡过中朝交界的图们江，希望假道建州紧逼北京。可是加藤清正碰到了女真各部的顽强抵抗，同时由于即将进入寒冷的秋冬季(东北地区9月份平均温度为10度)和担心孤军深入，所以放弃了先前的计划转而回朝鲜修整。逐渐j崛起的女真各部，也是丰臣秀吉所没有想到的。时局转瞬即变，明军大将李如松宁夏平叛后率兵入朝，经过多次惨烈的战役，终于将日军赶至朝鲜南部沿海一带并迫使丰臣主动提出议和。
第一次朝鲜战争，丰臣秀吉的战略可谓大胆，准备也较为充分，如果不以结果论，是日本战史中精彩的大手笔；但是几年后的第二次朝鲜战争，更像是丰臣秀吉随着年龄增大的意气用事，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胜利，反而大大损耗了丰臣政权的元气，使得最后被德川氏取而代之。
《论语.微子》子路云:”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朱子曰:”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然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虽以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对于“是虽以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我的理解是，世道险恶，如果只是“洁身”自保，那么对于维持伦理是没有益处的；当然也不能为了高官厚“禄”而出仕。即儒家之君子要积极出仕推行“义”，这种主动性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关注事情的最终结果。这是一种值得钦佩的自我献身精神。
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试就孔子个人及墨子个人之行为考之，“孔席不暇暖，墨深(冯版原文为突字。深，音深，深也)不暇黔”。此句出自《淮南子》卷十九的《修务》，意思是孔子来不及将席子坐暖，墨子来家的烟囱还没有变黑，形容两位夫子非常忙。通过对上句的搜索，几乎所有的简体中文网站都把“深”写为”突”，甚至在有名的汉典中还认为“突”字有烟囱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可疑，因为在《说文解字》中“突”字为“犬从穴中出”，和该字的结构相符，很难将其联想到烟囱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手头的版本是2008年长春出版社的第一版)中也是写的“突”，而我在手头另一部参考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7年11月第二版）中的《淮南子.修务卷》中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深”的字。接下来我试图在谷歌图书中找到《淮南子》的古本刻录版，可惜没有可预览的页面。然后在《说文解字》中“穴”部找到了“深”，意“深也”。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就更为详细了“谓深黑为窨深”；从字形上讲，穴下面有火，和烟囱的意思很接近。这样子就可以基本确定“深”是正确的，而“突”是错误的。我找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中的写法，再次验证了上面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历代的误读误传，也有可能是编辑们不知道如何输入“深”字，而用“突”来临时充数了。我打算写信给出版社，告诉他们正确的表述和其原因，希望“误传止于此”。(wordpress中无法显示该字，故用深字代替，原字在本文图片中)
《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音肿，脚后跟，跟随)。”墨子之首领，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谓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墨者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此外见于《吕氏春秋》中，有孟胜、田襄子，腹黄享(此字为左黄右享，音吞，黄色)三人。《吕氏春秋》云：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起国。(荆即为楚国。大概的背景是，楚国在启用名将吴起后大行改革，国力强盛。因为吴起的政策，一些楚国的贵族被迫到偏远的地方开荒，所以他们对吴起怀恨在心。当赏识吴起的楚悼王去世后，这些贵族势力要诛杀吴起。吴起无奈之下跑到楚悼王的遗体前躲避，可是贵族们放箭射死了吴起，而且有不少箭也射在先王的遗体上。因为这件事情，新的国君上任后要追求责任。阳城君参与了这次袭击事件，所以在新君动手之前就逃亡到其他国家。新国君于是没收了阳城君的封地。)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于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音莫，死)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不听，遂反死之。
按照孟胜的意思，“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也就是说如果阳城君能派人把璜玉的另一半拿过来，他还要为阳城君“出力”。阳城君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孟胜好像没有考虑和顾及，他可能只觉得阳城君“善待”墨家，于己有恩。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动墨家弟子帮逃亡中的阳城君呢？首先，碰到正规军队，百八十个墨者肯定不是对手；其次，如果起事，他既没有信物(璜)，也缺乏充分的道义依据(毕竟插在先王遗体上的箭是真的)，墨家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会大大折扣。那么为什么孟胜一定要自杀，而不选择逃跑呢？留在楚国，肯定没有好下场。阳城君跑了，和他亲近到能执掌兵符的孟胜也是重要目标之一。如果逃跑到其他国家，好像也是损害了墨家不怕死的名节，以后更会抬不起头来。那么剩下的只有自杀了，虽然肉体消亡，好歹有个好名声。百八十个弟子中可能多数和孟胜的想法一样，即便有少数想法不一样的，可能也会遭到同门师兄弟的“友情协助”。送信给田襄子的两个人，竟然敢拒绝现任巨子不自杀的命令，其中必有原委。所有的人，包括原巨子都死了，他们两个如果活着，即使是受田襄子的命令活着，也会遭受世俗的白眼。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在所有人的心中，早就死了，那么就不要苟活在世上了。田襄子作为新任墨者首领，如果不说要这两位自杀，说不定这两位还不会自杀(至少会过一段时间)；但是田襄子一说，反而使得两人认为新任巨子言下之意是在提醒他们早日舍身成仁。死亡真的那么有诱惑吗？
冯先生举例说明墨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墨子.耕柱篇》有云:子墨子使管黔遨(原字为三点水加上放字)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又曰：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墨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鲁问篇》有云：“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我认为以此三点而论，还不能充分证明墨家是以墨翟为首领的、有严密体系的组织。高石子因为卫君不采用自己的政见，所以离开卫国然后去齐国找老师倾诉，可以认为墨子老师在学生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耕柱没有招待好同门师兄弟，而要孝敬给老师十金，也不能看出有任何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可以看出墨子在整个团体中的地位是较高的。胜绰未能贯彻执行老师的思想，老师甚至派人通知雇主要求辞退学生。这些都只说明老师和学生的某种关系，对于整个墨家体系并未做清晰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