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唐诗有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里的哥舒就是唐朝名将哥舒翰。安史之乱时，哥舒翰奉命接替封常清和高仙芝镇守潼关。据史料记载，封常清和高仙芝因为不肯贿赂监军边令诚，遭到边令诚的诬告“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陜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最后两人被唐玄宗处死。封、高二人在唐军中战功赫赫，名望极高，玄宗如此之快的处决两人说明他又急又恨的心情已经到了极点，而封、高制定的扼守潼关坚守不出战略根本不合玄宗的心意。我不认为唐玄宗和他的大臣们都是愚笨无知之人，在斩杀两位大将后必然会暗暗后悔，对形势重新进行评估。姑且不论他们的分析结果如何，但是至少开始时急于反扑的心理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哥舒翰带病去潼关上任，他是赞成前任防守待援的策略，我认为以他的经验，他在上任前势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向玄宗奏报一些自己对局势的分析和建议。此时玄宗也不可能拿着封高二人的事情来威胁帮助他守卫京师的哥舒翰，更可能是好言安慰和鼓励，所以，甚至很有可能哥舒翰从玄宗那里已经得到了某种授权和保证。后来，哥舒翰上任潼关后，据说受到杨国忠的屡屡催促，而“被迫”出兵进攻叛军。我觉得是不是“被迫”值得怀疑。杨国忠被认为是大大的奸臣，那么是不是奸臣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是错的呢？会不会有人故意把责任都推到杨国忠身上，而忽视作为三军主帅哥舒翰的责任呢？哥舒翰作为潼关守将，即便要调动大军进攻叛军，也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和突然事件应对措施。当进攻不顺的情况下，守城部队还是有能力将地势险要的潼关保住的。据记载，哥舒翰在出征前料到此行必败，挥泪于军前；而出征后，哥舒翰在黄河船上看到对手崔乾佑人数较少，下令全军冒进追击，最后中埋伏被全歼于灵宝附近的山隘之中，哥舒翰本人也被俘虏。哥舒翰为什么要冒进？而且潼关到灵宝一线的地形十分复杂，四处是山，很容易设伏。久经战争的哥舒翰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式用二十万大军追逐四千敌军？难道因为他要兑现出事前“必败”的诺言？结合哥舒翰被俘后立刻投降安禄山，这是不是哥本人的一种阵前投敌的预谋？哥舒翰如果真的是忠于唐玄宗，而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必须出征，也考虑到出征失败可能性较大，那为什么不能事先做好一些善后的措施，比如进攻保持缓慢的节奏，同时争取等待各处的援军，或者安排足够的兵力防守潼关？潼关是长安唯一的屏障，哥舒翰怎么可能不知道丢了潼关的后果是什么呢？即使被迫进攻叛军失败，只要能守住城等到援兵，局势就会有起色，这些哥舒翰应该都能想到。真相已不可考，大部分的失败责任都被认为是唐玄宗和杨国忠的急进，而哥舒翰的临场错误指挥和变节投敌却鲜有提及。我无意为杨国忠正名，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题目中那位传说中的唐朝名将。

鲁庄公十年春，曹刿的指挥鲁国军队在长勺(现山东的莱芜)击败了来犯的齐国军队，史称“长勺之战”。此役成为各国军事史上经常出现的分析案例。指挥官曹刿的“一鼓作气”理论普遍被后世认为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一口气把事情做完。那么齐鲁长勺之战，鲁军获胜的原因是否就是鲁军只敲了一通鼓，所以劲头比齐军更大导致最后获得战役的胜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古代打仗的时候，双方都死死憋着，就等着对方“二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才敲自己的第一次战鼓？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鲁军能获胜的首要原因是齐军的轻敌。当时正值齐桓公刚刚继位欲报鲁国支持公子纠之仇，齐国势力向来远远超过鲁国，所以讨伐鲁国并获取胜利被大多数齐国人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样的心态就滋生了轻敌的心态。长勺对阵之时，齐军连续敲了三通鼓，而对手鲁军没有任何反应，这也会让本来就轻敌的齐军更加骄傲，认为鲁军心存胆怯。而鲁军看到齐军步步逼近，一次次的鼓声让心理更加紧张，在生死存亡之际，一种弱者求生反抗的本能被曹刿的第一通鼓给激发出来；齐军没有料想对手的心理的变化导致战斗力陡然增强，失败就成定局了。其次，春秋时代诸侯之间的战争地点多为平原(莱芜即属于平原地貌)，通过战车和步兵的列队冲击进行较量。由于战车较为笨重，无法灵活的转向和调头，需要战车和步兵队形的整体配合才能减少上述的劣势，这就对阵型和纪律要求非常高。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战车和步兵走一段路后，指挥官会敲鼓来指示大队人马重新站好位置，然后再继续前行，继续敲鼓站位，直至与敌军接触。并不是如果我们在电影里看的，某位主帅把战鼓一敲，所有的战车拼命向前冲。实际上古代的战车和步兵配合前进是比较缓慢的。齐军数量超过鲁军，如果双方打混战对攻，齐军会以数量的优势战胜鲁军，这点曹刿肯定在事先料到了。那么当对方进攻时，鲁军保持一个防守的阵型，即无论面临多少齐军，只要不被合围，在单点上鲁军和齐军是一对一的，这样子就削弱了齐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最后，我认为鲁军取得胜利有很大侥幸的成分。“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曹刿对实力明显较弱的鲁军很快打退齐军感觉有些意外，他甚至不敢相信齐军真败，“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直到他看到齐军撤退混乱，才确信已经取得胜利。当时的情形，有可能是齐军前锋受挫，仍然还有机会以人数的优势歼灭鲁军，只不过齐军没有料到鲁军的反击如此坚决，全体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以致后来整体溃败。所以鲁军能赢得此战，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定的侥幸。说到这里，我对“一鼓作气”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这个词用来说明把握正确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无论是敲第一通鼓，还是第二通第三通，只要是在最有利的时候发出行动，那么就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人的干劲最大，可是做事情的时机如果不是最好，那么想把事情完成的成功率也不大。所以，现代意义的一鼓作气更像是一种误解，一种自信的，美好的主观愿望。

位于晋北的宁武关，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背靠芦芽山，东南面是忻州盆地，北面是朔州盆地，西面是晋西高原。如果占领了宁武关，可通过朔州盆地直指重镇大同，或者东南而下占领忻州盆地攻击太原。如果讲防守，那就是说要守住太原或大同，宁武关是绝对不能丢的。这些是我通过谷歌地图的分析结果。据史料记载，宁武关于明朝成化三年建成，为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隘。《边防考》说：“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世。”后来明朝历代皇帝均在此处囤积重兵并且逐年屡次加固城墙。山西地貌多山，可以耕作的土地较少，且集中于几个盆地地区。古代的游牧民族想要掠夺这几个相对富饶的地区，往往也要竭力先攻占领宁武。宁武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具有异常悲壮的传奇色彩。

李自成在甲申年初的山西战场所向披靡，对手要么主动投降，要么是不堪一击。而在宁武关，李自成遭遇到守将周遇吉最顽强的抵抗，破关时李闯军队付出伤亡十万多人的代价。在俘虏周遇吉后，李自成命令将周挂在旗杆上乱箭射死，另外将周妻刘氏二十多位女眷一并烧死。最后李自成下达了屠城的命令，宁武关遭遇灭顶之灾。一向以收买民心为主的李闯部队，为什么执意要选择野蛮的屠城？难道只是因为李自成当时的愤怒吗？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李自成的军事力量处于其巅峰时期，而突然遭受如此顽强的抵抗，还损失惨重，这些事情降低了军队的士气和心气。屠城可以作为一种在最短时间内使军队心态突然再次冲向高点的有效手段。杀人的快感可以让士兵们变得更加嗜血和凶暴。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决定要进攻北京，他需要保持战斗力不能下降。其次，屠城具有武力恫吓的作用，告诉其它的反抗势力，如果不合作，那么将得到毁灭性的下场。连宁武关这样的硬骨头都被毁灭了，说明李闯军队天下无敌，其它的明军必须得好好掂量自己。再次，据《明季北略》中记载“(闯)贼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了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李自成军队内部一部分人担心其它各镇的明军倘若都像周遇吉部这样殊死力战，那么按原计划攻打北京将非常艰难。假设李自成听取撤回陕西休息的建议，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各镇的明军马上会知道李自成攻打宁武关消耗巨大，可以集结发动反扑重新夺取宁武关。这个是李自成最不愿看到的。当时李闯军队如破似竹之时，已有部分的明朝兵将投降。这些人都是墙头草，唯有李闯不断胜利才能压住这些人，否则待到形式一变，这些人又会重新投降明朝攻击李自成军队。可以说，这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明朝军队。和明军作战多年，李自成非常了解这点。他没有退路，除了向外部表现得更为强硬，屠城就成了他方便的选择。客观的讲，效果还真的不错。后面的大同，宣城，居庸关各个军事明军重镇均不战而降。李自成部队到北京时人数不甚至足两万多人，据李天根在《爝火录》中记载：“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因为太监和明朝官员的主动开门投降，才能这只“小股部队”占领了北京。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李自成在北上进攻的赌博可谓大获成功。为什么连宁武普通民众也不放过呢？李自成不怕在“迎闯王”的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吗？我认为，宁武关从成化以来，屯军和住民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甚至可能战时是兵，闲时是民那种双重身份。李自成无法逐一去识别，更担心这些人在李自成离开后再次聚集反叛，所以用了一劳永逸的法子，全都杀掉，不留后患。李自成和他农民军队，有积极和辉煌的一面，但是在宁武关的屠城是野蛮的，表现了当时他们思想中的劣根性。《罪唯录》中提到，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两万军队中，还有很多缺胳膊少腿的士兵，据说就是在惨烈的宁武之战受伤的。虽然后续有其它部队陆续进驻北京，但是李自成的嫡系精锐部队由于在宁武之役消耗严重，在一片石战役中无法抵抗吴三桂和满清的联军。我认为李自成能占领北京是非常幸运的，而赌博不可用永远那么幸运，当李自成在占据优势时没有能审时度势，失去将优势转为胜势的机会，那么后面就难免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李自成后来在潼关兵败后，退走河南邓州时再次大开杀戒。邓州县志记载“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再后来，当李自成在通山县被杀后，他的军队打着“为皇帝报仇”的旗号“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李自成和他的军队的杀戮习性，确实更像是一群横蛮的土匪，而不是真正想“劫富济贫”的农民军队。试想，受尽明朝酷吏压迫，颠沛流离过着日子的流民，突然发现他和他加入的群体具有强毁灭性的能力，其间的巨大心理变化势必会使得以流民为主的李闯军队有时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无法相信的野蛮行为。这是把双刃剑，李自成可以利用这种残暴去实现军事上的胜利。残暴一旦有了开头，再想收住和控制就变得非常难了。在北京的追账助饷，是这种残暴特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都加剧了李自成的失败。

1644年三月，吴三桂被崇祯皇帝封为平西伯，奉命进京勤王。三月十三日吴军已全部进关，驻扎在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其中位于先锋部队的开平距离北京仅有160公里。如果按照急行军速度(5.5公里/小时)，每天行军8小时计算，那么先锋部队的每日步行的路程至少为50公里，需要三天半的时间即可达到北京战场，也就是在三月十七日晚到达。这还只是步兵，如果是骑兵，还会更快。三月十九日，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这里吴军还只是停留在现唐山附近。这只能说明吴三桂不是真心想去奉旨勤王，他在观望态势的发展。此时吴军总数不超过五万，指望靠这只部队去抵挡李自成士气正盛的十几万大军是不可能的。当时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精锐部队，只剩下吴军。即便吴军此次能守住京城，也面临着被李自成部队长年围城，且无任何外援部队的艰难战局。李闯破城已是定局了。既然料到是定局，那所谓的勤王就是形式。吴三桂是个颇有谋略的人，如果此时他派人主动向李自成乞降，首先他在李自成心中的政治资本就小了很多；其二在名声上也说不过去，毕竟吴氏是辽东“世受皇恩”的武将世家；最重要的是，吴三桂对李自成心存疑虑，自古以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必须得看看他进城后的执政方向是什么。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大量的明朝官员纷纷投奔李自成，深受明朝官吏压迫的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李自成俘虏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派人携带圣旨和吴襄家书去招降吴三桂。吴三桂虽然每天行军缓慢，但是必定会派出多人去京城各处探听情况。此时，李自成刚进北京几天，城内各处一片欢腾，军队对老百姓也还是秋毫无犯。看起来，这又是中国古老王朝的一次正常更迭。吴三桂在接到李自成的诏书后，考虑到父亲和家人的安慰，决定先答应归顺。我认为他此刻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皇帝都自杀了，勤王失去了意义；天时，地利均不占优势，去北京和李自成部队拼命那是自取灭亡；想投降满清，可目前吴军距离北京更近，如果李自成大军掩杀过来，那也是玩完。先答应李自成，暂且保住家人的性命，继续慢慢向北京进发，密切关注李自成发展的态势。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答应归顺李自成，并在行营所在地方(今河北省卢龙县)贴出安民告示，做出进京“朝见新主”的架势。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大概120公里的河北省玉田县。从卢龙到玉田约100公里，而吴军却走了四天。如此缓慢的进行速度，再次说明吴三桂谨慎观望的心理。而就在玉田，事情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李自成在进城的一周时间内，认为大势在手，对官僚豪绅的追账助饷银越演越烈。很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以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强取豪夺，甚至发展到不受李自成的控制。李自成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长远的打算和过人的魄力，更加要命的是，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明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忽视了对满清的战备。要不，他把最熟悉对满作战的吴三桂及其部队调到北京，而只派唐通带区区八千人代替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吴三桂何等聪明之人，短短数日，已将李自成看的清清楚楚。李自成对明朝官僚豪绅的强力逼迫，必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对满战略上的失误，必然会让满清有机可趁；他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能完全控制，那么他的种种承诺，吴三桂还能信吗？那么吴三桂该何去何从？

用这五万人马南下去南京，那得穿过李自成重兵驻守的河北或山东。长途跋涉，恶战连连，而部队没有任何后勤和补充，估计还没有到南京就被李自成各部合围歼灭了。兄长吴大凤，舅舅祖大寿都降了满清，从皇太极到多尔衮多次写信招降，表明满人对吴三桂和他镇守的山海关给予高度的重视。既然是重视，那么就是自己继续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资本。至于名节，投降李自成是降，投降满清也是降，名节已经毁了，那么还不如在李自成和满清中间找一个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主子。李自成是靠不住了，那就只剩下投降满清了。吴三桂此时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大军回师重取山海关，然后以此为向满清献降。山海关由吴三桂经营多年，且目前驻守人马不多，取下此城较为容易。最关键的是时间，既要迅速攻下山海关，同时还得尽量拖延李自成的追兵。四月初，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山海关，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人向多尔衮乞降求援，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大军到达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血战，四月二十一日晚多尔衮大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正式开关投降，吴满联军在一片石击溃李自成，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被迫退军北京，杀吴三桂全家泄愤。

吴三桂的军队在跟随他进京勤王，回取山海关，和投降满清的各个时期，竟然没有发生大的哗变，说明吴三桂对这只军队的苦心经营和已经树立起巨大威望。吴三桂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对于家庭，吴三桂肯定希望能尽量保全，但是对他来说，他个人的权势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流传在民间的陈圆圆传说，只要能分散大众的注意力，混淆事件的真相，“颇以风流自赏”的吴三桂想必也是不反对的。

韦太后，请您暂且留步，我是赵桓，有几句话想对您说。靖康之变后，您和诸妃们在北国冰天雪地中苦熬十六年，着实不易。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骂我，说我是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开始的时候，只有金人的嘲笑羞辱；后来在北迁的大宋贵族妃嫔中，这种说法愈演愈烈。金人对北迁之宋人野蛮残暴，肆意妄为，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众人将怨气转在我的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我可以容忍所有对我的嘲讽，但是不能忍受他人对父皇的污蔑。父皇将皇位传我，作为国君，我未能守住社稷，是为不忠；作为儿子，我没有让父皇安享晚年，是为不孝。六年前父皇去世，我悲痛欲绝，真想随同父皇而去，一死了之。为了不能让父皇长眠于冰雪之中，我当时就发誓要护送灵柩回到我大宋的国土，让父皇安息于九泉之下。于是我忍辱负重，一直关心南方的消息并等待时机。现在看来我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宋金议和，您即将要陪同父皇的灵柩回国。我高兴呀，真心的高兴。

您不用躲着我。皇弟的迎归名单中没有我，我理解。您放心，这么多年更苦更难的日子都过来了，这点小事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我想念故国，但是故国不再需要我。我看着皇弟从小长大，知道他生性仁慈，乃至恭至孝之人。他没有要我回去，我猜测不是他的本意。皇弟至今尚无子嗣，朝廷里的那些臣子们根本不希望我回去，担心我返宋后危及他们现有权势和利益。他们会去纷纷劝谏皇帝，无非还是那些“社稷稳固”，“宋金的友好象征”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的人生真是绝妙的讽刺: 国家动荡时，被人认为是亡国祸首；国家安稳时，被人认为是隐藏的祸根。太后，请您返宋后和皇弟说，父皇灵柩归宋心愿已经实现，有生之年我再无理由回到故国，再无脸面面对国民。您不用担心我的生活衣食，这不，托皇弟的洪福，金国皇帝封我为“天水郡公”吗？我想去肯求金国皇帝允许我去守赵氏皇陵，伺候列祖列宗的先灵。这个估计很难实现。中原汉人多数思宋，加之民风强悍，金国皇帝恐怕也不会让我再踏足中原吧。若我百年身故后，请皇弟派一使者将我安葬在先祖身边即可，不必奉灵南还。所以，太后，请您放心，请皇弟也放心，我是不会回去了，也永远回不去了。

还有件事情。皇弟为了促成宋金议和，下旨杀了岳飞向金国以示诚意。我无意对皇弟的决策和国家大事做出评论，但是请太后知道，您这次能顺利返宋，岳家军大破金兵可是增加了许多的谈判筹码。我大宋朝臣中历来有落井下石之陋习，岳飞被杀后必有人为求升官发财，检举揭发他生前过错。岳飞为我大宋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在兵卒行伍之中威望甚高，希望太后返宋后能劝谏皇弟对岳家名声和后代略加照顾，也算为我大宋积德吧。

太后，这是父皇身前喜爱的一块砚台，请您带回南朝与父皇合葬。您的眼睛不好，回去后让皇弟请御医给您好好看看。此去南方，路途遥远，请您保重。时候不早了，请您继续上路吧。

摄政王多尔衮殿下，

您在来信中提到喜欢《春秋》，使我对您在百忙之中仍读书不辍的好学精神非常敬佩。《春秋》成书于周朝，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历代文人学士都对《春秋》进行校对增注，以汉朝之前成书的《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尤为精要。各种校本均受到注解之人所处政治历史环境的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书中内容在理解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为了正本清源，宋代理学宗师朱熹先生修订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建议殿下看看《纲目》，此书内容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为我中华儒教正统思想所推崇；书中对《春秋》所载之事亦有褒贬评价，可做为极好的参考读物。《春秋》所记录的“有贼不讨而新君不得即位”乃是先圣对国君新亡而正统世子不能即位的担心。王莽篡位，汉光武称帝起兵讨伐；曹丕逼退献帝为山阳公，而昭烈皇帝刘备在成都登大宝续汉统；宋徽钦二帝滞留北国，而高宗皇帝即位。紫阳先生认为这都是符合正统的行为。

殿下出于对我国纲常的关心，在来信中好意提醒，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我大明弘光皇帝乃朱姓皇族嫡传，在此非常时刻位及大统是合乎《春秋》《纲目》正统之论的。虽然北方闯贼猖獗，但是大明尚有南方半壁江山，百万精兵。目前正待我大军集结后即渡河与贵国共同剿灭贼寇，并非为殿下信中说猜测的偏安观望。然而“群龙不可无首”，要调动和协调如此庞大的资源，必须选出首领，方能号令一致。我皇帝陛下宅心仁厚，不忍继大统而愿为监国处理国事，后来因老臣们苦苦劝进，不得已为天下考虑方才答应登基。如此作为，正是为“报国恨雪国耻”，吸取先帝失败的教训，做好充分准备欲与贼寇决一死战。现今我君臣团结一心，官民同仇敌忾，剿灭贼寇指日可待。

大明乃泱泱礼仪之邦，对于贵国这次兴义师助我平叛，我国已派往使团前往北京慰劳大军，携带有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另加漕米十万石担；对于从贵国借兵剿贼的吴三桂将军，弘光皇帝御封蓟国公彰其忠义。倘若日后闯贼尽灭，我国当另外厚礼酬谢。倘若殿下误听奸人挑拨，趁我国危难之际取我国土，挥师江南，那就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不仅因违背大义让天下人耻笑，而且给闯贼苟延残喘乃至东山再起的机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想必殿下必会三思而后行。

我国钱粮充足，兵员整齐。如果殿下执意南下，我们也不惧一战。贵军久居北方，不习南方天气；更何况远道而来，一旦碰到我军坚守不出而不能速胜，则大军粮草如何补给？我国人口众多，兵员可以随时补充，而贵国乃异邦，无法及时从关东获得兵员增援。即便占领我大明土地强征百姓，又有何人甘为贵国驱使进攻母邦？还有一事，我想请殿下特别注意。贵国太宗崇德皇帝去年仙逝，殿下拥立幼子在沈阳继位。满族精锐皆在中原，如果战线拉长，且陷入持久消耗之态势，贵国内部政局将对殿下极为不利。即使在当前形势下，殿下也必须接连胜利或者不败，方能保幼主地位稳固。剿灭贼寇，对我国来说是要消灭不共戴天之仇人；对贵国来说，从当初决定举“义兵”进关平寇，也就担当起除恶务尽的责任。共同灭贼符合两国利益，这是头等紧要的大事。其他的细节，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舍弟的信我已收到，感谢殿下对舍弟及家人的照顾。祝贵国皇帝及摄政王殿下身体安康。

大明督师 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史可法
甲申年 七月

史老先生，

先贤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在征战闲暇常读此书，里面君臣忠孝节义的故事让我十分敬佩。书中有一处我不甚详解，听闻先生乃故明进士，学识渊博，特请教于先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说的是国君被贼弑杀，臣子拥立新君而不首先惦记着报仇，孔子认为这是不忠不义的行为。我非常同意孔子的观点，可让我疑惑的是，《春秋》发源于中原且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讲授已近千年，按理说中原人士应深明书中大义，行事皆须以其为纲鉴，为何在崇祯皇帝尸骨未寒，闯贼未灭之时，先生不思报仇雪恨，反而带领金陵群臣拥立福藩继位？岂不是有悖于春秋大义？

近年来因故明流寇四起，朝廷无力弹压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我国乃仁慈慷慨之邦，不忍生灵涂炭，故起义兵入关欲助明朝平乱。因为故明政治混乱，奸臣贼子当道横行，我国的亲善之意无法被故明君臣理解，甚至被恶意中伤。殊不知李唐之时就有借李可用沙陀兵平黄巢之乱，挽救国运于危难之际的典故。如此污蔑我国义举，让我举国上下感到莫大的羞辱，亦给乱贼可趁之机，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攻破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我以为中原多忠烈之士，必将四处起兵勤王杀贼，雪国耻报国恨，可是我听闻北京和直隶的多数将官守备皆引兵不发做观望之势，待闯贼攻克京城后纷纷投贼；南方诸将私心颇重，欲隔江而治，偏安一方。人心沦落，如照此发展下去，中华将终为贼所乱矣！我大清皇帝陛下宽德仁厚，不计故明前嫌，特起大军十万剿灭中原贼寇，以正天下纲纪，拯救君臣教常。

平西王吴三桂，忠君爱国，世代皆为明朝忠良。听闻闯贼入京和崇祯皇帝遇难后，吴将军怀着为故主报仇之心乞师于我国，重创闯贼于山海关前。吴将军的举动，让许多深明大义的故明将领深受感动，纷纷加入我大军联合剿灭贼寇。我大清皇帝皇恩浩荡，感其为国忠义，对他们加官进爵，礼遇有加。这些故明旧将莫不感激涕淋，欲誓死报效皇帝陛下。我国举义兵，纳忠臣，兵锋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闯贼被我所逼，退出北京并向西逃窜，我大军即进驻北京。入城后，公祭故明崇祯皇帝，追谥号，封太庙，安定民心。我大清将士欲血拼杀，为故明报仇，而先生所辖金陵各部可曾对此义举心怀感激？不但不去破贼，反而按兵不动企图待我大军与闯贼死斗两败俱伤之时，坐受渔人之利？请问先生，金陵诸将不思先君，不思讨贼，只顾拥立新君争抢“定策”之功，其忠义何在？若改号为立藩，尚且勉强理解；若立新君，古语有云“天无二日“，那便是与大清为敌。我本来打算大军在北京修整数月，待秋高气爽之时，即起兵西征彻底消灭闯贼。而今金陵立新君意欲与我大清为敌，我必亲率大军与先生会猎江南。明军连闯贼都打不过，遇到我精锐大军，岂不立刻土崩瓦解？“识时务者当为俊杰”，先生乃南方清流领袖，何必委屈与好利小人为伍？若不忍我军屠城，尚心系百姓安危，不如投效我主共同剿灭贼寇，必当高官厚禄，世代荣华富贵。

此次进京，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先生的堂弟史可程。当时我军务繁忙，无暇笔墨，曾托可程修书一封致于先生问安。请先生放心，贵府在北京老小平安。他们感服大清皇帝威德，都热切期望与先生重逢团聚。时机转瞬即失，请先生认真考虑，尽快回复。

清摄政王 多尔衮
甲申六月辛末

怎么连一丝风都没有，这天气…仙霞关应该不远了吧，一定要挺住。夺关是迟早的事情，我阮大铖得借机会多捞些战功资本，为以后上任福建巡抚做准备。争什么争？谁能和我争？当然是本官上任了，难不成这巡抚的顶子还等落到别人头上？满族精兵打天下容易，可要坐天下，还得靠我这样久经历练的人物安定一方。他们从冰天雪地到这锦绣江山，肯定沉迷于花花世界，那么一定要人帮他们打理好其他一切。当年蒙古人不就是这样的么？后来被我太祖皇帝逐出中原。哦，是前朝太祖皇帝，现在可是满人在北京坐龙庭了。管他是汉人坐还是满人坐，只要能保我阮大铖富贵无虞，我就唯他马首是瞻。名节？名节能值几个钱？要说汉奸，那也是洪承畴范文忠之类大员先挨骂，投清的那么多人，还伦不到我呢。福建虽然比不上江浙，但是比起云贵来说也算不错。这个巡抚嘛，我是一定要弄到手的。要不要去先打点一下摄政王和那些满族王公大臣？我就不信满洲鞑子不爱钱，钱能通神，这些鞑子能比神仙还厉害？不过鞑子很讲战功，此次入闽作战我得好好表现争个头功。所谓擒贼先擒王，听闻多尔衮好色，到时可再物色几位美女送给摄政王…只要他点头了，那就是万无一失了。随军的贝勒也得想想办法多套套近乎，如果他能去摄政王那里替再我美言几句也是不错的事情。贝勒从小跟汉师学习，想必对我中华文化也略有知晓。仙霞岭茶叶盛名，进城后请贝勒去品茶？如果他不喜风雅，那可怎么办？还是先送钱更为稳妥。对了，进城后以品茶为名打打那些大户人家的秋风，然后尽数献给贝勒。哈哈，此计甚妙。小女丽珍才貌双全现在尚未婚嫁，如果能被哪位满清的达官贵族看上…那小小的福建巡抚算什么，我要做总督，做国舅。荣华富贵，永享不尽。

实在是太热了，我得喝口水。哎，近来连日鞍马劳顿，加上酷热难熬，身体状况着实欠佳。脸越肿越厉害了，几乎比以前大了小半圈。出征前，贝勒要我留下好好调养。这关键时刻，我怎能安心休息呢？满清的虎狼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只要我随着大队，自然会分得战功。这看得到的诸多功劳，我怎么拱手让与他人！前朝降臣不少，他们在满族人面前争先恐后的表现，如果我不去，那正是他们巴不得的事情。我岂能遂他们的愿？我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多少刀口舔血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还担心身体的这点小病? 我对贝勒说了，我现在身体很好，能骑马，能报效朝廷。当时他还不信，我后来硬拉开家里那张大弓…虽然没有拉开，不过贝勒哈哈大笑就再没有劝阻了。这些鞑子，或许觉得我的行为可笑，我才不会理会这些呢。等我做了福建巡抚，做了总督，做了国舅，你们还不得乖乖得求着我？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你们等着瞧吧。

真想快点进城，好好凉快凉快。前面那些人怎么回事，走得这么慢？天热乏顿，马匹也没有力气。我在拼命坚持，这些壮年之人怎这般窝囊。看，贝勒也在前面的马队，他好像也被这天气弄得昏昏沉沉的。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不要随军出征，看他现在那副样子。哼，我干脆做更狠一些，不骑马，走路上山超过他们，让他们知道我身体无恙。我要让所有和我作对的人都知道：想等到我病死，取代我的位置，抢我的功劳，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做吧。贝勒爷，您怎么才到这里啊，我为什么不骑马？这马虽是骏马，但是天热路远也显疲态，还不如我牵着它走的快。行军打仗，速度为制胜之要。您看我精神抖擞，大步如飞，身体好着呢。

好热，胸太闷。真的走不动了，脚不听使唤了。前面有块大石板，看来得歇歇了。头有些发胀，里面好像有东西要冲出来一般。喝点水可能会好点。我不能休息太长时间，免得过会贝勒他们看到笑话。躺着真舒服，这石板又平又凉快。我的身体变轻了，仿佛从石板上飘起来了，越飘越高…这不是在巡抚衙门里吗，哈哈，贝勒领着这么多官员过来祝贺我上任啊。咦，怎么史阁部也在里面？还有崇祯皇帝，啊，还有九千岁…怎么他们都来了，我是在哪里？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决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执行。其他各甲级战犯(如梅津美治郎等陆军大将)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949年1月26日，民国政府控制的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引起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策划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了惩罚，这中间必定隐藏巨大的原因。

冈村宁次，出生在1884年东京幕府的武士家庭，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中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关东军参谋，华北方面军司令和中国方面派遣军总司令。此人性格内敛，治军严谨，被誉为日本军队中最优秀的“不败将军”。1907年至1910年曾出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冈村在华北制定的军事扫荡政策对当时的根据地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彭德怀元帅评论时称其为驻华日军中最务实最厉害的一位司令官。1945年，冈村宁次安排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他的学生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按照当时盟军的规定，投降方必须向受降方行礼三次，而受降方是不予回礼的。当小林向何第三次行礼时，据说甚为中国陆军总长的何应钦竟然站起来回礼。这件事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巨大争议，尤其是何应钦一直被扣着“亲日派”的帽子(1933年与冈村宁次签订有利日方的塘沽协定)。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当时热泪盈眶，认为何没有忘记当年的师徒之情，他的举动体现了“东方固有的传统美德”。

在接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冈村面临几个很现实的问题: 该向谁投降? 当时驻华派遣军有104万军人，如何妥善地安置?作为帝国的精英智囊，冈村必须认真思考和权衡。他的决定不仅关系到104万军人，而且会影响日本民族战后的发展方向。

首要的问题, 向谁投降。远东盟军指挥部给冈村的命令是:长城以南的日本军队必须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当时蒋委员长的国民军又分正规军和杂牌军两种，还有中共的八路军。另外还得留心对日军虎视眈眈的苏俄红军。这时，日本大本营给冈村发了一封密电，要求冈村向八路军投降。大本营认为国共的内战爆发，会有利于大日本帝国的复兴。

年轻时的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被称为“三羽鸟”。鸟比喻为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远在常人之上，意为深谋远虑。冈村被公认为此三人中能力最强的一个，可见其心机谋略在当时日本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后，冈村陷入了深思之中。他必须优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国家已经战败投降了，那么只能去重建和复兴；重建和复兴的第一要素是人。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冈村坚定了决心: 尽可能多的让军人尽快回国，他们将是以后日本发展的中坚力量。于是，向谁投降这个问题，就按这个目标前提来进行分析:

假设按大本营的密电，向八路军投降。冈村在华北对八路军的严酷打压，必定使得八路军对冈村及其军队充满仇恨。虽然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华北军是否也会按同样的标准? 八路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如果把104万日本的所有武器装备及辎重给八路军，那么如大本营所预期的，中国必定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相持了八年，已是虚弱至极。他能对付得了强大的八路军吗？况且八路军后面还有苏联人的支持。冈村认为，从当前的形势发展来看，国共将进入相持阶段，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这种相持的平衡一旦打破，会是什么局面？三种情况。一，蒋介石艰难获胜，统一中国。按蒋的性格，必将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报复(俘虏, 赔款)。日本到时无法应付。二，八路军获胜，统一中国，普及共产主义思想。冈村号称反共多年，这种情况恐怕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三，双方全面战争，两败俱伤造成中国权力的真空。那时盘踞在东北的苏联人，和在日本驻扎的美国人很大可能趁虚而入，再次瓜分中国。届时东亚将全部沦为白种人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对日本的发展更不利。战败后的日本需要看到一个强大的，对日本友好的中国，这对日本的重新崛起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大本营那拨少壮军官缺乏远见，冈村认为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

假设向苏俄红军投降。虽然苏俄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日俄战争的耻辱一直印刻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指望一些不懂东方哲学的白种人来善待日军俘虏和遣送回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注, 二战后苏联红军强迫日本军人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俘虏生还率极低)另外，美国人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向苏俄投降。虽然两国目前是同盟，但是难说以后不会是敌人。毕竟意识形态不同。

假设向国民党杂牌军投降。他们能给什么承诺? 给出的承诺能兑现吗? 蒋介石一向不喜欢这些杂牌军，向他们投降就是间接得罪了蒋介石。更何况“帝国军人”，如何能向中国军队都看不起的杂牌军投降? 冈田如是想。

最后只剩下一条路: 向蒋介石的正规军投降。既在名义上遵从了盟军的指令，同时可以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中那些学生的关系，或许会达成自己的设定目标。蒋介石和苏俄的关系不好，外蒙古和中东路事件一直让蒋认为是奇耻大辱。让蒋强大起来，与日本的敌人苏联相持，必定能为日本赢得有利的国际条件。即使蒋不对苏俄宣战，在“攘外”后蒋必会回到“安内”的路线上，与八路军发生战斗。依照日军在华北扫荡多年都未能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蒋军即便拿了日本装备武器，也不见得比日本做的更好。八路军已成气候，蒋的计划或许只能停留在希望之中。不管怎样，他们的相持而不被彼此消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冈村如是想。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是这个方案。

冈村于是命令所属部队向蒋介石正规军投降，并对强迫日军缴械的八路军和其他国民党杂牌军予以还击。这点让蒋非常满意。同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对冈村开出的条件(遣返俘虏)又是如何考虑呢?

蒋介石认为, 因为一战时各战胜国对德国百般羞辱，使得德国人具有极强报复心从而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对日本也是如此，可能会加深两国的仇恨。面对美苏的压力，蒋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如果有日本在中间对美苏的牵制，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况且经过多年的战争，中国的国力极其虚弱，要看管和养活几百万的日军俘虏，将会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蒋不希望日军的武器装备落入反对派八路军之手，基于上面几点，估计蒋看来接受冈村的条件是可行的。这样，就成了蒋委员长的“顺水推舟”的大大的人情，表现出东方“以德报怨”之宽大胸怀。世界的舆论在赞叹，日本人在“感激”之余估计也是冷汗涔涔。

冈村宁次是何等聪明之人，想必这些他也料想到，所以才审时度势拒绝大本营的密令。那么回到开头，为什么是“无罪释放”呢？即使是判个有期徒刑来掩人耳目也未尝不可啊?

1949年人民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之势在各战线上全面胜利，蒋介石的精锐力量被歼殆尽。这时蒋本人应该意识到大势不妙，可能要退守台湾，企图积蓄力量伺机反攻。他需要优秀的战略家和参谋，作为与中国军队作战多年深知中国军队优缺点的冈村宁次，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重要人物。蒋介石想要拉拢冈村，要他死心塌地，就得做出让冈村“感激涕零”的大事件。冈村被接受这样一份“无罪释放”的超级人情，他知道这辈子是无法“还清”了。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台湾“军事研究院”，就有了日本退伍军人组织的“白团”。

冈村宁次，这位侵略者的抉择让他的同胞大部分返回日本本土，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的无奈。国家不团结，就被会别人有机可趁。昨天(8月15日)是日本投降65周年纪念日，也是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的全国哀悼日。“多难兴邦”，我们的祖国历经苦难，好不容易走到现在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要珍惜，要努力。更要想想，我能为国家奉献什么。

我发现如果总是空谈思想, 反而使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混乱，使得灵感变得干涩。杂乱无章各类念头的不断冲袭，导致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去认真思考。如此下去，我的思想只会像杂草在荒野里疯狂生长，与最高的美距离越来越远。我需要理清和整理，培养自己的知识见解主干。我想向陈舜臣，司马辽太郎等大师学习，以外国尤其是欧洲历史的某事件为题，写一些中小篇幅的历史小说。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及对事件及其主要人物的分析，扩充自己的想象力和知识面。历史事件是已经发生的，结果已知的。这就好比我要解一道难题，在冥思苦想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法时，不妨拿之前类似的习题来分析和参考，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参考和线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