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包括维特根斯坦
在从军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笔记。从开始时对军旅的新奇，到对战争的恐惧和厌烦，维特根斯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天的军旅生活和感想。在与一群“卑鄙的人”同事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中，他日益变得苦闷和彷徨。然而他每天抽空进行哲学思考，并从中体会到思考的快乐和坚持下去的信念。世界上非常有天赋的，思维敏捷的人数很多，而同时又能坚持不懈努力和忍耐孤独寂寞的人却是极其少数。只有这些人才能拥有真正光芒四射的思想和卓越的见识。维特根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学习方法应该有所改变了，不能一味放任思想犹如天马行空一般(有时酣畅，但回头总结时往往发现陷入空洞和单调之中)。我需要拟制长期的计划，并且确定时间和精力可以企及的较高的目标，然后再去认真去执行和潜心研究。之前没有这样做，或许因为心里存在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导致在行动上选择了一种放任自我的逃避方式。对我而言，信马由缰的状态将很可能导致在短期内出现自我厌倦甚至是弃世的心理。我要做的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必须要调整思路了。
在公司里流传一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仔细想想十分有趣。首先看看“事”是什么，我认为这句话中的“事”可以对等看为是“人”，也就是说题目的命题和“别太把自己当人”是同等的。有趣的地方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先看看两个极端。“别把自己当人”，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的，因为毕竟在感性世界中确实是以人的形体存在，和各种各样的人去交往，如果“不当人”了，那生活还有意义么？“把自己当人”，好像说这句话之前，自己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一样。再回头看看“别太把”，这个“太”字用的太妙了。即承认是人，又要否定自己，做人难，所以一个”太“字做了承认和否定达成妥协关系的中间人。能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两面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中国词语高超的智慧。可是妥协的结果是什么？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原命题大多时候在引用时，说明的是另外一个含义”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可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中，原命题被还原成其文字组成的本意，”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兴趣和看法“，不要去思考和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被当成人之前，还不是一个人。是否是人，不是由你是否是人的本质来决定，而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定，如果”太把自己当回事“，那么势必会侵犯别人的思想和利益，而为了完全不侵犯别人的思想和“利益”，就得放弃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只有这一条路吗？放弃了，那么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我认为这种人多数是是非不分的，没有创造性的。公司要发展，除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外，员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最大的财富。如果每个员工都把”自己当回事“，那么这个公司一定会是生机勃勃，有大作为的团体。如果每个员工抱着”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这个公司的暮气已重，员工都是混日子求温饱遇事明哲保身，公司距离失败也不远了。
李贽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
，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人生来就是走向死亡的，其中的过程又充满了种种痛苦。一个“等”字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有些积极的人说“我们要活的精彩”,他们拼命的工作，积累大量的财富，四处去旅游观光，这是不少人的理想之路。我也曾这样想过。可是我发现思想一旦有所超越以前的观念，自然而然的会对以前定义的幸福和超越的体验做比较。真实的自我好像更多体现在这种超越中，我在否定这个世界；而我成长的环境和现在所处的思想氛围，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宣扬“努力即有回报”,这种观点有着中国的伦理观的强大支持。我看到了更高更有趣的地方，但是跳不出现有的圈子。在挣扎中这两种观念互相妥协，变成大多数人讲的“顺势而为”。总是压抑自己的内心，偶尔在些许空隙中透透气，编造一些虚假的理由来为自己营造一种所谓的现实的“简单的小幸福”,这种幸福即使真的有，也是非常支离破碎的。在这种悲观中，又不得不去“积极生活”和“努力工作”,为得是能演好伦理系统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角色，并将这种角色传承到下一代。这是一种真正的悲哀。人把神赋的灵性都花在碌碌无为的日常生活上，变得冷漠，懒惰和残忍。佛教说，要抛弃世俗所有的一切；印度教则宣称，按照神的安排去生活。我无法抛弃现有的一切，也无法总是按照“神的安排”和伦理去生活。闭上眼睛，我感觉不到快乐，睁开眼睛，我看到的都是痛苦。近一两年来，我时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在表述某事时，不知道用真正的想法去说明，还是用惯用的世俗的漂亮话去修饰，时时语塞。这种堵塞，是源于思想上的。总有另外一个我，好像在观察着说不出话的我，不断地嘲讽和讥笑。而我，除了片刻的脸红后，不得不继续戴好伪善的面具去“积极”生活在这痛苦的世俗中。
位于晋北的宁武关，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它背靠芦芽山，东南面是忻州盆地，北面是朔州盆地，西面是晋西高原。如果占领了宁武关，可通过朔州盆地直指重镇大同，或者东南而下占领忻州盆地攻击太原。如果讲防守，那就是说要守住太原或大同，宁武关是绝对不能丢的。这些是我通过谷歌地图的分析结果。据史料记载，宁武关于明朝成化三年建成，为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隘。《边防考》说：“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世。”后来明朝历代皇帝均在此处囤积重兵并且逐年屡次加固城墙。山西地貌多山，可以耕作的土地较少，且集中于几个盆地地区。古代的游牧民族想要掠夺这几个相对富饶的地区，往往也要竭力先攻占领宁武。宁武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具有异常悲壮的传奇色彩。
李自成在甲申年初的山西战场所向披靡，对手要么主动投降，要么是不堪一击。而在宁武关，李自成遭遇到守将周遇吉最顽强的抵抗，破关时李闯军队付出伤亡十万多人的代价。在俘虏周遇吉后，李自成命令将周挂在旗杆上乱箭射死，另外将周妻刘氏二十多位女眷一并烧死。最后李自成下达了屠城的命令，宁武关遭遇灭顶之灾。一向以收买民心为主的李闯部队，为什么执意要选择野蛮的屠城？难道只是因为李自成当时的愤怒吗？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李自成的军事力量处于其巅峰时期，而突然遭受如此顽强的抵抗，还损失惨重，这些事情降低了军队的士气和心气。屠城可以作为一种在最短时间内使军队心态突然再次冲向高点的有效手段。杀人的快感可以让士兵们变得更加嗜血和凶暴。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决定要进攻北京，他需要保持战斗力不能下降。其次，屠城具有武力恫吓的作用，告诉其它的反抗势力，如果不合作，那么将得到毁灭性的下场。连宁武关这样的硬骨头都被毁灭了，说明李闯军队天下无敌，其它的明军必须得好好掂量自己。再次，据《明季北略》中记载“(闯)贼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了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李自成军队内部一部分人担心其它各镇的明军倘若都像周遇吉部这样殊死力战，那么按原计划攻打北京将非常艰难。假设李自成听取撤回陕西休息的建议，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各镇的明军马上会知道李自成攻打宁武关消耗巨大，可以集结发动反扑重新夺取宁武关。这个是李自成最不愿看到的。当时李闯军队如破似竹之时，已有部分的明朝兵将投降。这些人都是墙头草，唯有李闯不断胜利才能压住这些人，否则待到形式一变，这些人又会重新投降明朝攻击李自成军队。可以说，这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明朝军队。和明军作战多年，李自成非常了解这点。他没有退路，除了向外部表现得更为强硬，屠城就成了他方便的选择。客观的讲，效果还真的不错。后面的大同，宣城，居庸关各个军事明军重镇均不战而降。李自成部队到北京时人数不甚至足两万多人，据李天根在《爝火录》中记载：“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因为太监和明朝官员的主动开门投降，才能这只“小股部队”占领了北京。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李自成在北上进攻的赌博可谓大获成功。为什么连宁武普通民众也不放过呢？李自成不怕在“迎闯王”的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吗？我认为，宁武关从成化以来，屯军和住民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甚至可能战时是兵，闲时是民那种双重身份。李自成无法逐一去识别，更担心这些人在李自成离开后再次聚集反叛，所以用了一劳永逸的法子，全都杀掉，不留后患。李自成和他农民军队，有积极和辉煌的一面，但是在宁武关的屠城是野蛮的，表现了当时他们思想中的劣根性。《罪唯录》中提到，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两万军队中，还有很多缺胳膊少腿的士兵，据说就是在惨烈的宁武之战受伤的。虽然后续有其它部队陆续进驻北京，但是李自成的嫡系精锐部队由于在宁武之役消耗严重，在一片石战役中无法抵抗吴三桂和满清的联军。我认为李自成能占领北京是非常幸运的，而赌博不可用永远那么幸运，当李自成在占据优势时没有能审时度势，失去将优势转为胜势的机会，那么后面就难免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李自成后来在潼关兵败后，退走河南邓州时再次大开杀戒。邓州县志记载“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再后来，当李自成在通山县被杀后，他的军队打着“为皇帝报仇”的旗号“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李自成和他的军队的杀戮习性，确实更像是一群横蛮的土匪，而不是真正想“劫富济贫”的农民军队。试想，受尽明朝酷吏压迫，颠沛流离过着日子的流民，突然发现他和他加入的群体具有强毁灭性的能力，其间的巨大心理变化势必会使得以流民为主的李闯军队有时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无法相信的野蛮行为。这是把双刃剑，李自成可以利用这种残暴去实现军事上的胜利。残暴一旦有了开头，再想收住和控制就变得非常难了。在北京的追账助饷，是这种残暴特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都加剧了李自成的失败。
我很希望自己投身于冰冷的黑暗之中，索性
与黑暗融为一体。鲁迅说：“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蜷缩在黑暗角落的孩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仔细自我咀嚼内心的悲哀，才可以用更加班驳的感觉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梦。黑暗中，眼睛和耳朵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它们不能再用那些思维定势来左右我的大脑。我所认知的宇宙，是写在教科书上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印象。我在获得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正在丧失自己真正的思考。太多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社会化的人和所谓的习俗公义。这些外强中干的社会化产品，内心是浮躁的。我发现身边大多数人说话和沟通的时候，非常喜欢用肯定的定义语句。比如，如果不怎样，那么必定会怎样。很少想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许很多人要反驳我，做事情就是要强势，要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我并不认为“快刀斩乱麻”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普遍行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为什么不能把麻理清楚了？缺乏精神的能源，人就容易浮躁和迷茫，就不会快乐。社会化的快乐绝大多数来自人与人的交往，这种交往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也只有彼此真正的去理解和体谅，才不至于被浮躁或者“脾气不好”所击倒。对我来说，快乐在哪里呢？它存在于黑暗中，一种去物质化的自由思想即是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快乐，更像是社会思想传统和定势强加给我的某种幻觉和欺骗。我想上升，这些东西就愈发沉重，拼命的拽着我不放。我仿佛无法脱离社会化的定势和各种纷争，同时这种禁锢和不自由让我十分痛苦。身边有些人们认为我是“性情怪异”，可谁能真正理解我呢？社会化的种种压力，人世间的虚妄与苦难，人类的罪恶与绝境，使我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迷茫和苦闷。从理想的幻梦中，浮沉着走向幻灭，又走进深渊般的噩梦之中。实质上，我仍然依恋着梦，更是希望企图借助梦境来完成对自身困惑灵魂的探索。
我喜欢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特别
是影片中数次出现光线透过一个硕大的鸟笼的投射，通过鸟笼的不停转动，给人一种时间错乱，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想起家乡夏夜的天空，月光皎洁无暇，繁星点点，偶有白云飘过。幼年和少年时代，总是充满了幻想和憧憬。那些快乐的日子，是在一个长江北岸的小县城。矛盾的是，这些快乐是已愈而立之年的我现在感受到的，而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无时无刻不想去外面闯荡。我想念家乡，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强。外婆说”一辈子不出门的人是有福的”，是啊，人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和常人认为的能力有直接联系的，而决定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内心世界孤单也是无法快乐的。前年和一位良师益友般的同事聊天时，他说他的理想是达到内心的平衡。我记得我当时咬文嚼字非要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平衡”无法定义。其实这些看似简单或者含糊的语句，所说明的道理是类似的。心灵的充实才会带来快乐。”人心比天高”，欲望的无止境扩张，总会有一天远远超过人的能力，人会因为时时都在赶超自己的欲望而精疲力竭，而无论如何努力，它却总在远处向人类媚笑。欲求是人类的本性，无法消灭，它永远都会扩张。能做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减缓它的扩张速度，让人们能在追赶的同时有些喘息的机会。这种不平衡也是一种平衡, 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追求智慧，多思考。这就算是问道吧。古人这个“问”字用得真好，道就在那里，求是求不来的，只有去思考才能有问题，而通过思想上的坚持探索，才能无限接近道。王阳明认为花在没有被人看到前是不存在的，即“花非花”。我部分赞同王阳明观点，生活中有一些唯心主义，视野会更为宽广，生命也会多些趣味。这种近似混沌的想法能看到自己真实内心的宇宙，不是太模糊就好了。
还有两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春节
。记得小时候过年时，母亲总是叮嘱我不要说不吉利的字，拿瓷质餐具时要小心。当时父亲的身体不好，我特别怕因为我的犯忌而使得全家来年顺势不好，所以说话造句，包括看电视都特别小心，生怕看到“不吉利”的字眼或者听到“不吉利”的话语。可是电视台在过年时播放的还是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剧目，比如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这两部琼瑶剧，那几乎是年年必放。是电视台破坏了过年的气氛？我想他们估计也听到来自长辈的同样的叮嘱，除非他们整天反复播放欢天喜地的春节晚会，否则哪一部片子不包含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同理，生活中也是如此。不说这些“犯忌”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只有快乐和欢笑了吗？现在想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缺乏正确生活观而导致的盲目迷信。
年夜饭的菜不管是八样还是十六盘，一定得是双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预示好事成双，来年发财；必须得有鱼，这盘鱼还有讲究，一定是有头有尾的全鱼，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这盘鱼在年夜饭上是只能看不能吃的，这叫“年年有余“。如果要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必定会造到长辈的一顿痛责，同时得到的解释是为了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平安。我不反对人们对来年的祈福，这是人之常情；我反对的是刻意的塑造一些事情来羁绊和限制思想，非要给某件事情抹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仿佛唯有如此，才能称之为传统。这种羁绊和限制最好不要，随着年月的增长，人的精神与思想会不知不觉陷入这种桎梏，推而远之，甚至是在平常时日，也会提心吊胆，生怕言语犯忌得罪了哪位大罗天神。又比如中国人对数字的狂热，非要六和八才能保证财源广进，一场拍卖会，各界大佬为了几个吉利号不惜挥洒万金。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号码除了某种宗教意义外，还代表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我以为，这就是迷信。现在国人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但是如果继续问，那么部分人会说“我信佛教”；在接下去问为什么信佛教，他们可能会说“因为是中国的，流传了几千年了”；再问打算如何信，他们会说“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多么的盲目！首先，不知其教义如何，不知其宣扬所谓何物，如何能真信之？其次，即便明其教义，而不以之为生活指引，何谈为信？不求明辨，而人云亦云，人然亦然，必将堕入囫囵境地，人性何其虚伪，人性何其可悲！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从个人修行的清心明智发展到对世界的认知为万物皆空，是经过与儒家，道家等各派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其最高境界“空”乃是指人心之中，万物皆无分别。既然万物皆无分别，何为“犯忌”?号称“信”的人们不去追求“空”的境界，反过来却刻意分别万物，岂不是与是言称信之教相违背？或者干脆是，他们其实不信教，所信的只是能庇护个人功利的神秘玄幻而已。而这些都是世间之常情，甚至被冠以“传统”长存于世。为什么会如此？这是我们缺乏正确积极的生活观所致。正确积极的生活观是什么？坚持追求智慧，此外无它。
梁武帝请教菩提达摩：“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曰：“廓然无圣。”于是帝继问曰：“对朕者谁？”摩曰：“不识。”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
怎么连一丝风都没有，这天气…仙霞关应该
不远了吧，一定要挺住。夺关是迟早的事情，我阮大铖得借机会多捞些战功资本，为以后上任福建巡抚做准备。争什么争？谁能和我争？当然是本官上任了，难不成这巡抚的顶子还等落到别人头上？满族精兵打天下容易，可要坐天下，还得靠我这样久经历练的人物安定一方。他们从冰天雪地到这锦绣江山，肯定沉迷于花花世界，那么一定要人帮他们打理好其他一切。当年蒙古人不就是这样的么？后来被我太祖皇帝逐出中原。哦，是前朝太祖皇帝，现在可是满人在北京坐龙庭了。管他是汉人坐还是满人坐，只要能保我阮大铖富贵无虞，我就唯他马首是瞻。名节？名节能值几个钱？要说汉奸，那也是洪承畴范文忠之类大员先挨骂，投清的那么多人，还伦不到我呢。福建虽然比不上江浙，但是比起云贵来说也算不错。这个巡抚嘛，我是一定要弄到手的。要不要去先打点一下摄政王和那些满族王公大臣？我就不信满洲鞑子不爱钱，钱能通神，这些鞑子能比神仙还厉害？不过鞑子很讲战功，此次入闽作战我得好好表现争个头功。所谓擒贼先擒王，听闻多尔衮好色，到时可再物色几位美女送给摄政王…只要他点头了，那就是万无一失了。随军的贝勒也得想想办法多套套近乎，如果他能去摄政王那里替再我美言几句也是不错的事情。贝勒从小跟汉师学习，想必对我中华文化也略有知晓。仙霞岭茶叶盛名，进城后请贝勒去品茶？如果他不喜风雅，那可怎么办？还是先送钱更为稳妥。对了，进城后以品茶为名打打那些大户人家的秋风，然后尽数献给贝勒。哈哈，此计甚妙。小女丽珍才貌双全现在尚未婚嫁，如果能被哪位满清的达官贵族看上…那小小的福建巡抚算什么，我要做总督，做国舅。荣华富贵，永享不尽。
实在是太热了，我得喝口水。哎，近来连日鞍马劳顿，加上酷热难熬，身体状况着实欠佳。脸越肿越厉害了，几乎比以前大了小半圈。出征前，贝勒要我留下好好调养。这关键时刻，我怎能安心休息呢？满清的虎狼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只要我随着大队，自然会分得战功。这看得到的诸多功劳，我怎么拱手让与他人！前朝降臣不少，他们在满族人面前争先恐后的表现，如果我不去，那正是他们巴不得的事情。我岂能遂他们的愿？我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多少刀口舔血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还担心身体的这点小病? 我对贝勒说了，我现在身体很好，能骑马，能报效朝廷。当时他还不信，我后来硬拉开家里那张大弓…虽然没有拉开，不过贝勒哈哈大笑就再没有劝阻了。这些鞑子，或许觉得我的行为可笑，我才不会理会这些呢。等我做了福建巡抚，做了总督，做了国舅，你们还不得乖乖得求着我？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你们等着瞧吧。
真想快点进城，好好凉快凉快。前面那些人怎么回事，走得这么慢？天热乏顿，马匹也没有力气。我在拼命坚持，这些壮年之人怎这般窝囊。看，贝勒也在前面的马队，他好像也被这天气弄得昏昏沉沉的。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不要随军出征，看他现在那副样子。哼，我干脆做更狠一些，不骑马，走路上山超过他们，让他们知道我身体无恙。我要让所有和我作对的人都知道：想等到我病死，取代我的位置，抢我的功劳，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做吧。贝勒爷，您怎么才到这里啊，我为什么不骑马？这马虽是骏马，但是天热路远也显疲态，还不如我牵着它走的快。行军打仗，速度为制胜之要。您看我精神抖擞，大步如飞，身体好着呢。
好热，胸太闷。真的走不动了，脚不听使唤了。前面有块大石板，看来得歇歇了。头有些发胀，里面好像有东西要冲出来一般。喝点水可能会好点。我不能休息太长时间，免得过会贝勒他们看到笑话。躺着真舒服，这石板又平又凉快。我的身体变轻了，仿佛从石板上飘起来了，越飘越高…这不是在巡抚衙门里吗，哈哈，贝勒领着这么多官员过来祝贺我上任啊。咦，怎么史阁部也在里面？还有崇祯皇帝，啊，还有九千岁…怎么他们都来了，我是在哪里？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正在拍摄中的电影
《白鹿原》中扮演田小娥的某位女演员，在接受某娱乐网站采访时说到电影中的小娥要和很多不同的男人上床，该演员表示压力很大，较难在短时间内调整好情绪。这位女演员刚被富豪男友抛弃，据说得到一笔非常优厚的分手封口费，同时发誓“化悲愤为力量”拼命赚钱。这则娱乐新闻即是商业电影放映前的造势，也是对该位女演员个人的炒作。茶余饭后笑谈之余，想到《白鹿原》如此优秀的一部小说改遍成电影后竟要用一个”和多人上床觉得很累”来做噱头，不禁感慨之至。
第一次接触《白鹿原》是读初中的时候，断断续续收听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午间小说节目。当时就被情节给吸引，加上中央台播音员高水平的播音，让我对《白鹿原》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里面的通天晓地的朱先生。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个作促销书摊的上买到了纸版小说，又细细的品读了好几次。甚至我有多次想到，同样的故事情节，如果是我来写，是否能叙述清楚都是问题。陈忠实先生笔墨浑厚，功力深厚，远非我可以奢望企及的。虽然我并没有打算以作家作为职业，但是这种想法的确真实多次出现在我脑海里。这部小说贯穿白稼轩的一生，刻画了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现今它要被拍成电影，我在担心导演是否真有能力在两个小时内将其完全展示开来。从本文开头的娱乐新闻来看，这位娇滴滴的女主角“太累的抱怨”让我将期望值降低了很多。田小娥虽然和很多男人上过床，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而言，她本身的思想还是纯朴真实，甚至不乏天真烂漫的态度。怎会有这位演员的如此娇柔造作？这样的演员，无论她长得多漂亮，电影中拍摄的性爱镜头多么大胆激情，她始终成不了田小娥。
我不想妄言这部电影成功与否，我只是在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优秀小说被搬上银屏后，都以里面的性爱裸露来作为噱头？小说的创作者经过艰辛的创作，难道只为了呈现里面复杂的性关系？我不相信，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么为什么这种靠脱靠露来造势的风气越来越重，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仅仅因为“食色性也”，那么还不如去看日本色情片，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的跑进电影院，难道他们就是为几十秒的镜头而去的？我想尝试能否找到更深层的原因。以下分析导演的因素。
如果把电影认为是故事，那么导演是讲故事的人，观众是听故事的人。其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导演将故事讲给观众，观众听导演讲故事。肯定是有情节内容才能被称为故事，这里我们姑且假设有一个情节内容非常好的故事，投资方的资金充裕足以保证电影的拍摄。比方《白鹿原》，小说已经获奖无数，得到了众人的肯定。那么“讲”就是最首要的东西了，如何来讲，怎样讲，取决与导演的基本能力。能力取决于自身修养，个人经历， 视野的开阔程度等。同时还取决于讲故事的原因，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金钱，名誉或社会和历史责任。
如果将赚钱和名利设为目标，那么吸引人们眼球的色情，暴力和奇幻内容将在这个故事中多次出现。要安排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必将任何有趣的故事打得支离破碎，再好的剧本也会黯然无光。就好比一盘菜，所取的都是味道鲜美的食材，可是做菜的师傅可以放了辣椒油，食客吃过后，除了辣，其他什么都记不得了。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快速的社会，人们喜欢速食化的东西，这类故事和电影让人可以基本了解个梗概，然后被里面的光怪陆离给震慑得发出声声惊呼。“太精彩了，太好看了”这些现代人齐声激动的高呼。我觉得他们大不不必来电影院忍受一两个小时的冗长等待，可以表现得更加有效率，直接略过情节看看几十秒的刺激集锦。相信和这和他们看完电影后的感受是一样的。导演可以通过贩卖这些可速食的辣味，迅速赚取大量的金钱和提高社会地位。其他的导演纷纷效仿，所以到处是速食的广告(比如本文中的《白鹿原》)也是“顺应潮流”的大势了。观众们一次次去卖这些没有营养的速食，一次次去听这些充满低俗笑话的故事，原本健康的胃口如今只能吃下辣味，原本开放的心灵日益变得狭隘和封闭。导演们，你们可以说“考自己的本事去赚的干净钱”，请问你们在拍摄这些片子的时候可曾想过浪费多少人的时间，消磨多少人的意志，这些”干净的辛苦钱”是不是昧了社会的良心？
也有些关注社会责任感的人们，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不为金钱和名誉所动，时刻保持敏锐的心态去观察，认真坚韧的去发掘，他们讲出来的故事以“真情”为主，不像前面那种用刺激的“情节内容”吸引人。我总感觉这种情形有点像当年的姜太公钓鱼，导演并不在于能否钓到鱼，而更注的是等待共鸣的过程。面对这根直钩，只有和导演产生共鸣的观众才会上勾。这部分人是极少数，他们能品尝到食材的鲜味，扩展生活的希望和获得勇气和精神鼓励。而更多的是在听故事的时候睡着了，或者大呼上当，他们已经习惯低俗而又刺激的情节，很难改变了。对于导演，不可能指望这类电影能赚很多钱，但能拍出一部自己想要的，不受金钱诱惑的电影，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他们所得到的，已经远远超出了金钱所能带来的成就与快感。超越金钱的感觉是幸福的。
还有一些聪明人希望鱼和熊掌兼得，想出一种“实用”的方法:既有刺激的情节，也追求整个故事的完美。根据现在流行的说法，这种电影叫商业文艺大片，或者叫文艺商业大片也行。这种方法不错，但是能将两者拿捏得非常准的人少之又少，能成功实现目标的屈指可数。随着这类实用派人数的增加和个人水平的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了文艺为色情作噱头的事情。如同皇帝的新装，如果你不认同或者看不到文艺二字，那么你就是个傻瓜。我们不得不对这类导演们还抱有期望，毕竟大多数的电影是出于他们的手笔。请注意，期望值放到最低即可。
今天是父亲的十周年祭日
，中国俗称的鬼节，我们老家土话叫做“七月十五鬼门关开”。十年前那天特别闷热，晚上月光异常明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最后一次给父亲送鸡汤，他那时已经神智不清醒，可是还能远远的看到我，告诉妈妈说儿子来了。妈妈说这是回光返照，重病的人突然变得非常清醒往往是即将死亡的预兆。我坐在父亲床边，握着他的手。父亲的手干瘦无力，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很努力想对我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也是真正意义上唯一的一个。从我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家都和父亲聊到晚上一两点，那时妈妈是非常有意见而且抱怨多次。父亲给我讲述他的理想抱负，他所有的经历。在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突然很严肃的对我说起他身后的事情，我泪流满面。在他去世的夜晚，我无能为力地看着他，看着他慢慢的，极度痛苦的离开妈妈和我。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眼泪。父亲最后去世的时候，轻轻的叫了一声“妈妈”。奶奶在两年后爷爷的葬礼上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到现在还在想，当初选择不告诉他们是否太残忍了。
晚上下班回家，对妈妈说，“今天是爸爸的十周年祭日”。妈妈说“是，好快十年了，现在你的儿子都快2岁了。”妻子身体不舒服，儿子扯着要我陪他玩，而我还得出去买礼品，准备明天送给某些官僚给儿子办独生子女证。前几天想起一位朋友推荐的视频，“献给为生活放下吉他的人”，讲的是一群中年人为了年轻时的梦想拿起吉他歌唱的故事。我看了很多遍，非常有感触。我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家里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给我练习吉他。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更实用的一种抒发。我希望能继续写下去，包括写写我的父辈们。苏格拉底在《斐多》里言之凿凿的说，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我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定笃行某种宗教，未能完全理解苏格拉底的道理和接受各类宗教的解释。但我坚信，如果我的思想能与宇宙相连，那么我是可以再和父亲的灵魂交谈的。不仅是在梦里。
“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谨以此文，缅怀父亲，并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