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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述而不作’

《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23

2011年6月21日 没有评论

关于孔子的“述而不作”,冯氏认为“实乃以述为作”。这里的“述”是对其他典籍的评论解释或深层挖掘,也是一种创新。此种精神,此种倾向,传之于后来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谓七十子后学,大家都努力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所以《易》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系辞》《文言》等,则儒家所作,而《易》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亦即在《系辞》《文言》等。《春秋》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公羊传》等则是儒家所作,而《春秋》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亦即在《公羊传》等。《礼仪》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礼记》在思想是上的价值,则又远在《礼仪》之上。由此言之,所谓古文家以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述而不作,固然不错;而所谓今文家以为孔子只是作而不述,亦非毫无根据。由此言之,后来之以孔子为先圣兼先师,即所谓至圣先师,亦非无因。何因?

冯氏认为,因为若使《周易》离开《系辞》《文言》等,不过是卜筮之书;《春秋》离开《公羊传》等,不过是“断烂朝报”;《礼仪》离开《礼记》,不过是一礼单;此等书即不能有其在二千年间所已有之影响。在中国历史中,自汉迄清,有大影响于人心者,非《周易》,而乃带《系辞》《文言》等之《周易》;非《春秋》,而乃带《公羊传》等之《春秋》;非《礼仪》,而乃有《礼记》为根据的《仪礼》。不过所谓今文家及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者,应知其所谓孔子已非历史的孔子,而乃是理想的孔子,儒家之理想的代表。

我还是认为冯氏拔高了儒家和孔子。因为孔子开创述而不作的先河,而使得后代儒生们也接踵而至?述而不作有好处,可以将古代典籍在不同的时代中挖掘出各种新意。这里面隐含两个条件,首先必须要精通古代各类经典,其次要熟读儒家的各类著作,两者结合起来,方能用当前时代中作者思想,在儒家的大框架中对古籍进行“述”。不要小看这两个条件,它们可能是中国二千多年来思想大致统一的重要因素。无数文人学士,点灯熬油,皓首穷经,向孔老师一样“述而不作”。到这里,我想“作”的意思慢慢清晰化了:打破传统的自我创作。中国历代都把精力花在对上代,上上代各类经典的“述”,那么创新的意识就不可能不被压抑了。儒生们抱着古人老祖宗的经书,每个时代都能给出使之合理的解说,给人感觉,一,古代(孔子所推从的周朝)是完美的社会,二,古人们说的话是永远正确的,因为每个时代他们都能被合理的解释。这样长而久之,因循守旧,保守顽固的意识便逐渐根植于心。即使某人有新颖的观点,也不得不套用“述”的幌子进行兜售,否则,那将会被天下人群起而攻之。儒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虽然起到意义深远的正面作用,也不能忘记它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现在有很多出版物,上面是文言文,下面是白话文;或者干脆全篇都是白话文,反正也极少人爱看和看懂文言文。根据冯氏所言,这也算是现在的“述而不作”了。我无意贬低翻译家或翻版作者的高深修为和渊博功底,而是这类的创作受到原作者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想要写的精细确切倒也不难,但是要有独立的气势那就是非常不易了。原创作者可能恰好反其道而行之。